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文本于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但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说体现了古代学术源流和学术分类的思想,亦与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古人认为,五经是文章之极致,也是文体的渊源,而后世各类文体之所以能分别归源于五经,其理论前提则是五经各自有体。经各有体的观念对文体分类学有深远影响,古代文体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除了为文体溯源外,“文本于经”说还有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名为宗经实为尊体的理论策略,因此,不能仅仅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对其中某些论述作出简单的判定。     

自发的秩序与无为的政治--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

中国古典思想把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天命的基础之上。天命不是宗教神学的实体性上帝 ,而是显现在人之同然性之中 ,表现为民情、民意、民欲等等 ,它实际上是以民众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自生性、自发性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政治必须以此为基点 ,而不能去人为地干预这种秩序 ,同时又引导人们去发现并建立自己的德性 ,这就是引导性的政治 ,儒家的德治、道家的无为之治均是其具体形态     

大同、小康与礼乐生活的开启--兼论《礼运》"大同"之说在什么意义上不是乌托邦

“大同”常常被理解为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而从《礼运》本文来看,“大同”与“小康”的话语,不仅没有乌托邦的内涵,反而存在着一种对乌托邦思想取向的自觉防御。因为,大同在《礼运》中,不是存在于将来的完美之境,而是发生于远古历史生活样式的书写,不是复归于大同,而是导出礼乐生活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才是“大同”在《礼运》中承担的真正的概念论证功能。而且,大同是在中国文化的“道理”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概念,而乌托邦则与“理论”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特性有关。     

基于心理契约的国企产权多元化缔约与运营的有效性分析

国企产权多元化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形成了多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主体间能否顺利缔约,以及缔约后企业能否有效运营,仅仅靠显性的正式契约是不够的,而通过构建主体间的心理契约可以提高缔约与运营的有效性.     

新时期高校安全管理工作现状探析

在新时期,国内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扩大,校区不断新建扩建,内部及周边的安全隐患也在持续增多,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高校安全问题的不断出现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高校的安全管理与校园的和谐稳定密不可分,涉及多个层面,兼具系统性与复杂性。本文通过对多所不同类型高校的调查分析,归纳总结并深入剖析了当前高校安全管理工作的现状,分析了因素,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的思路方向,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和抓手。     

“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

西方提供的人类知识谱系以神话为原初符号形式,哲学、启示(宗教)、科学等都是从神话中分化出来的。而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知识谱系,是以原史为原初符号形式,经、子、史等都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神话和原史为原初符号形式的不同文明不可以沟通,事实上,二者在史诗那里就达到了交会。以原史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中国古典思想与以神话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古希腊、希伯来思想的一个重大的文明论差异在于,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意识与宇宙秩序可以相容,而在后者,宇宙论秩序的经验则着力泯除历史意识。     

论《庄子·应帝王》壶子“四示”的政治哲学意蕴

《应帝王》被公认为庄子表达“外王”思想的政治哲学文本，但其中着墨甚多的却是壶子“四示”神巫季咸的故事，后者的政治哲学意蕴并非自明，甚至在庄学史上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在《应帝王》整体的脉络中，壶子本人是“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的明王典范，其核心以藏身方式藏天下于天下，这即是王者自身必须保持有“不可相”的修养，而后方能保持天下的“不可相”,而天下的“不可相”则在“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还天下于天下人。一旦王者之不可相脱离天下之不可相，则王者之藏身就是达成支配的法术(巫术是其一)而非道术。在更广的智识脉络中，壶子四示意味着将政治生活建立在政治道术而不是政治巫术上，政治巫术的核心是通过过度智性化方式以世界的透明化、规则化、稳定化消除渊默性、不规则性与变化的无常，以达成对世界的掌控以及对人的组织和动员，从而使得人们从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投身于人为作为正式秩序的政治空间，进而脱离正式秩序与非正式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政治巫术本质是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技术。回归政治道术的可能性在于承认世界的不透明性、不规则性、偶然性与变易性，为包含人们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的非正式秩序张本，将作为正式秩序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