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为诗与新诗正统的确立

五四前后的白话诗是白话与新诗的时代结合,由白话诗过渡到新诗概念主要来自白话自身地位的确立。在放逐文言为诗的正统地位之后,白话为诗取而代之,并在"白话"与"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新的钟摆现象。这一历史过程,既参杂着白话新诗与古典诗歌决绝后自身命名的特殊性,也含纳白话为诗作为常态与正统地位的时代特征。     

何其芳与巴蜀文化

作为整体的巴蜀文化,包括边缘性质的巴渝文化和具有中心地位的西蜀文化.现代诗人何其芳虽然置身巴渝文化圈,却有强烈的西蜀文化情结.在出蜀与还乡、温情与裱艳、柔情与灵活等不同层面中可以还原其去边缘化倾向.     

土白入诗与新月诗派

土白入诗与诗的口语化紧密相连，与诗人追寻活在嘴巴上的语言密不可分。从白话入诗到土白入诗，是新诗不断向前延伸的一股并不显著的潜流。“创格”时期的新月派诗人集体尝试着土白入诗，既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平民化的情感流露，更是在日趋板结的官话语言系统中寻求松动、寻求活语的一次诗语输入与试验。     

从教体验与鲁迅现代小说的教育书写

著书立说与从教"树人"是鲁迅一生立足于民国社会并改造国民性的两块基石。结合鲁迅的教育管理经历与从教体验,从民国教育文化的角度探讨《呐喊》与《彷徨》中的教育书写,既可以再现民国教员形象,也能对民国教育机制进行部分还原。鲁迅小说中灰色而失败的教育理念虽然带有个人的偏见,但可以看做是具有痛感的近现代教育的"野史"资料,是民国教育及其机制本身的艺术呈现。     

“南腔北调”:语言和思想的分歧与沟通——从鲁迅《南腔北调集》谈起

鲁迅的杂文集《南腔北调集》是民国社会特定时期的产物,其“南腔北调”既是一个指涉参杂南北方音的名词,同时也是民国历史场域中一个具有更深层次内涵的文化思想隐喻.走南闯北的人生体验,汇聚成了鲁迅以多方言混合为基础的语言与思想观念,其语言和思想有诸多分歧,也有内在沟通,由此塑造出一个颇具民国性格的文人形象.从纷乱的语言到驳杂的思想,后者更为重要.鲁迅以杂文这一独特的话语方式,张扬生命个体的思想独立与自由,在民国文学天空中绽放出了璀灿的思想之花.     

百年新诗选本的地域化呈现——论贵州新诗的选本现象

百年新诗的选本现象,是新诗经典化中的重要一环。除了全国的新诗选本现象值得关注之外,作为地域化呈现的各地新诗选本也值得诗界重视和反思。作为西南省份之一的贵州,出版黔地新诗选本一直与几代贵州诗人群体的创作实践活动相伴随,在不同历史阶段诞生过近百本各类诗歌选本。这种穿越黔地的诗歌之光,照耀了贵州的诗坛,见证了贵州诗歌从单一面向丰富、从西南走向全国的发展与演变历程。贵州新诗选本在及时总结经验、选录经典、推出新人上功莫大焉,同时良莠不齐、缺少大家、力作尚少的缺点也很显著。作为贵州诗歌前行的精神路标,贵州诗歌选本放射出的独特光芒,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总结。尽量借鉴全国百年新诗优秀选本的经验,则是贵州新诗选本努力与改进的方向。     

运动的火山与倾斜的天平——"两个口号"论争略论

“两个口号”论争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从论争过程、实质、经验教训等方面来看,它屡次逾越文学学理的层面,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广泛渗透,人事纠缠甚于学理辩难。     

《己卯年雨雪》与抗战文学的新叙事

熊育群的小说《己卯年雨雪》是一部"和平之书",小说从作者家乡汩罗江两岸1939年8月的抗日史实出发,从日本人与中国人交错互动的视角来写当地抗日战争,考察军人与平民在战场中的特定状态和心理,追根溯源地探究了侵略战争的罪恶本质,并建构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新叙事模式。其中包括采用了双线并行与交叉错综的叙事结构,以此来突围传统战争文学较为单一的叙事视角;借鉴了复调的叙述方式,将对战争的反省,人性的复杂放置在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审美空间之中。小说具有可读性、传奇性,颇见作者的用心与用力之处。     

略论艾青对惠特曼的借鉴与超越

本文从艾青所接受惠特曼的影响着眼,既立足于文本的举证,也重点从他们体现出来的对自由诗的本质认识、艺术精神、表达方式及语言风格上就彼此相似之处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并指出艾青在借鉴惠特曼诗歌艺术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富于个性的反叛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