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版本与汉语方言

现代白话新诗整体上难以摆脱母语方言化的历史语境，受此影响的白话新诗在不同媒介上刊布、重版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面临一个方言化与去方言化的纠缠过程。以《尝试集》《志摩的诗》《十年诗选》等诗集为例，可阐释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与成因，不同版本所呈现出的历史面貌与修改模式，以及操作过程中遭遇的新诗语言困境。     

"回到原点"的文学感受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随着人们对西方诗学思想的急切输入和运用,人们越来越失去了感受文学、体验当下的耐性,这严重制约着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来自北京、重庆、上海、成都等地的几位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希望能够推动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对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建设有所助益.     

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

左联时期接受党派政治思想的现代左翼小说家,在小说中以独特的经济视角来剖析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及其性质,其经济叙事在真实层面与社会经济事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现代左翼小说中的经济题材作品,不论是以都市动荡为背景还是以农村破败为母题,其经济叙事的偏至特征明显.这一特征与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文化战线性质、意识形态批评、左翼作家群体形成模式以及存在的阐释有效度与倾向性问题等皆有密切关联.     

新文学传统的面具:从革命论到后现代性

对新文学传统的阐释具有多样化色彩,不同路径与视域下的解读各具学理特色。融进化论与革命论为一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以比较文学思维为基础的启蒙式阐释,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性观念,是其中最为明显的3种阐发,新文学传统犹如戴着这些变幻的面具而存在。从"革命论"到"后现代性",新文学传统显身在不同的阐释者中间,这一切,都可归结为对新文学传统的种种"误读"。最为根本的是,只有回到现代作家特殊时空下的具体生存感受,与新文学对应的文学传统,才会尽可能地贴近新文学的本来面目,回到新文学传统的基座之上。     

《蕙的风》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早期白话诗集《蕙的风》是湖畔诗人汪静之的代表作,一共有若干版本,1922年亚东版、1957年人文版与1992年增订本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在这三个版本的校释与还原中,既彰显了对应于不同时代的白话式口语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内容,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初与50年代初、90年代初这些阶段中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变迁.《蕙的风》数个版本名同而实异,折射出诗人不同时期的审美心态与时代应对,是新诗史上诗集异动序列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女神》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普通话写作是1950年代共和国文学体制中的有机部分,郭沫若《女神》在50年代的修改与再版,体现了普通话写作的意图与规约.对欧化的清理与整顿,对文言与方言的扬弃,以及添加注释便于普及,形成了《女神》在特定时代的版本注释文化,同时构成《女神》经典化的重要环节.     

群众口语与“十七年新诗”的语言基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运用群众口语进行诗歌创作是时代的新潮流。群众口语入诗的全面兴起,既指向诗歌语言的大众化、民间化,也隐含着语言的夹生、混用等现象,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对诗句冗长、学生腔或者洋腔洋调予以拒绝。新诗的群众口语化为开一代诗风作了语言的铺垫,其中对方言母语的压制也比较明显。"十七年新诗"强调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在语言上追求群众口语化、单一化,以顺耳、上口、听起来易懂为标准,整体上有得有失,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同等重要。     

现代诗人的创造与诗歌传统的变迁

中国古代诗歌能够形成为我们所称道的"传统",在于古代诗人的创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同样会在现代中国体现出来.古典诗人创造了古典传统,对于现代诗人而言亦然,正是现代诗人的创造,使新诗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新诗：在通向白话的途中——以早期新诗四个流派为中心

白话为诗是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跃居诗歌正宗的核心环节,无限贴近口语和与土白的进一步分离,成为新诗语言形式探索的又一标志。象征派、新月诗派、现代派和中国诗歌会等四个诗歌流派．代表着此一时期白话诗史上四种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结的诗歌语言走向,白话本身在诗语层面有清晰而明确的流变脉络。在“白话”与“诗”之间,白话新诗始终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