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稿(四)

五封建初期的散文(续) 2.东周的歷史的散文东周的散文作品比較多,其中一部分是叙述歷史事實的著作,一部分是發表哲學主张的著作。當時散文之所以突飛猛進,主要是因为東遷以後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繁榮地區的擴大,從而比較普遍地增進了人們對於文化的要求。而且,在領主與新興地主鬥爭中逐渐壯大起來的‘士’的階層,對於散文著作也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現在我們先研究歷史方面的散文。西周青銅器銘文和今文周书中所保存的一些档案和文件,嚴格地说,     

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一定要分开吗?

一、在美国广告界广泛流传着一则笑话,说每一个概念应该象旗子一样悬挂在旗杆上,以便证明是否有谁会向它致敬。实际上,多年来人们只要把“系统概念”一挂出去,就有很多人向它致敬。系统概念也曾被人指责为“不适用”而失去人们对它的敬重:然而,对于系统思想这个概念的有理有据的攻击却是极少见的。     

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可能是单一的、孤立的,它应该有多方面的、互相联系的因素,如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作用、国家政权的干预以及社会意识的影响等等。当前史学界公认生产力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的作用是两大密不可分的基本动力,但是谁是最根本的动力呢?这就是争论的焦点。本文就此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关于中國文学史分期问題的商榷

本文是陸、馮两先生提交本年“山东大学科学討论会’一篇科学论文,曾在“文学研究”創刊号发表。我们因为本文是奠基在“中国文学史稿”著作上的科学研究成果,本刊作为学报,赋有纪錄学校科学研究成果的职能,經征得作者同意,繼“中国文学史稿”連载之后,全文轉载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奴隶制度的特殊形式

众所周知,在《维伯尔纸草》中,载有关于奴隶(hm)独立地支配属于寺庙地产中的份地的情况。伊·姆·鲁里叶在他的论文中,曾经专门就这种直接生产者加以论述。论文的作者注意到,在《维伯尔纸草》所列举的名单中,奴隶和自由民乍看起来没有区别。伊·姆·鲁里叶正确地指出:“奴隶使用地段的大小与自由农民的地段相同”。(论文,第22页)“奴隶地段纳税的多寡(在指定的情况下)与自由民所使用的地段亦无区别。(论文,第22—23页)。作者结束时总结道:“在和土地的关系上,纸草中所提到的奴隶享有与其余广大自由农民同样的使用权。”“和自由民的地段一样,当奴隶死后,其地段可以自父亲手中保留、继承或转让。”     

中國文學史稿(一)

陸侃如、馮沅君兩同志的“中國文學史稿”將絡繽在本刊發表,這對於整理文學遺產工作,将有很好的幫助。     

创新型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的作用与定位

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地方化和具体化,创新型城市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创新型人才。高等院校是一个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校图书馆是高等院校的重要部门,高校图书馆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不可忽视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在建设创新型城市中要准确定位,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信息职能,培养创新型城市建设所需的创新型人才。     

评索绪尔的语言学说

十九世纪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重要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最近在我国翻译出版(高名凯译,一九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流行极广、影响深远的著作。近年在我国颇为流行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都是以其中有关的论点为基础而加以修订和发展的。对索绪尔的这部著作,过去中外语言学界均有评论。此书翻译出版前,我曾有译文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岑麒祥教授在此书汉译本《前言》中指出:“德·索绪尔在书中提出的各种见解和主张,不能看作语言学中的定论……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分析批判,从实际出发取其精华作为借鉴,才能对我们起一些启发和指示的作用,推动我国语言学向前发展。”为此,特再译介苏联语言学家契柯巴瓦对索绪尔语言学说的有关评述。今天看来,契柯巴瓦的评价有某些偏颇,对其中不少有价值的论点缺乏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但是,如果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它仍会帮助我们理解索绪尔的这部名著,帮助我们重新领会斯大林关于语言本质的论述。本文节译自《做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问题》一书第二章第四十六节(第111—125页),标题是译者加的。     

马克思主义国际公法概论

本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国际公法的批判性研究方法进行简要论述,并结合现实解释了国际法学说和国际法规则发生的诸多变化。本文认为,当代国际法的特征是正在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向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转变,这一点已为近年来国际法领域发生的某些变化所证明。但是,就上述问题或对问题的分析而言,本文的论述尚不够详尽。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结构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既是作为基础理论也是作为实用的理论来进行研究的。至于要提高这个科学领域的研究效率和质量,则要取决于它们的方法论水平。这门学科的结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也会在这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因此,近年来苏联法学家们愈来愈多地转向一般法学的方法论和结构问题,特别是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问题,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十分自然的是,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