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与文化空间研究笔谈

在一个充满差异和多样性的时代,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共性作保障,一个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政府以及知识界对于国家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保证社会的公共性逻辑能够有效运行,使民众得以生活在一个有序乃至和谐的社会当中。     

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

基于跨度9年的参与观察,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叙述了一个同时兼具博物馆和庙宇之名的建筑物从创意到启动再到完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学界的参与、村民的努力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与通融,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多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情境中被缓和、解决的过程。本文认为这个过程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双名制被激活并被现实地运用的文化技巧,这种技巧表现在公共事务领域就成为一种政治艺术。     

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

本文关注中国社会近些年不断发展的社团平等合作,并努力把这类现象阐发为中国社会在结构上加速分化的同时迈向有机团结的表现。文章沿用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概念把此类现象所包含的目标自主、生存自立、合作自愿、协商平等的特性看作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借以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建立横向联结方式的一种机制及其对于中国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作者据此进一步认为,社会科学同时兼顾社会分化和社会团结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成为现代复杂社会的过程。     

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

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急速分化已经造成文化领域阡陌纵横的局面,其内部差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知.我们可以根据渊源差异划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价值体系和社会势力的差异则可以区分为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此外,按照群体差异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以社会群体为依据划分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的三分法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才流行起来的分析范式.这种三分法最初是在民间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有学者概括说,传统社会的中国文化有三个干流:它们是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市民的中层文化、底层的民间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长期以来,一般人文学科的学者习惯谈“文化”,对文化背后的群体差异忽略不计,知识分子理所当然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合性的学术概念的成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的确立是新近发生的,它把原先分散的对象整合在一个范畴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合性概念的提出正在被证明是一种推陈出新,并正在形成一个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的新领域。顺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被国际社会正式确立下来的新形势,学术界首要的工作是用这个概念去整合原来分散的对象,以共同的对象为基础形成新的知识生产群体。     

防疫救灾的社会自组织建设与韧性培育

从“社会脆弱性”视角看.武汉爆发的疫情因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传播,“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切断人际传播、控制疫情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伤及社会本身,呈现“疫情-社会”的存亡悖论。防疫救灾要依赖社会的活力被调动起来,防疫又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及社会,构成了两难困境。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培育国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社会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减轻传染病疫情对社会的伤害,培植社会韧性,使社会本身能够以主动方式在维护自身的时候战胜疫情灾害。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团体在近 2 0年的发展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 ,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 ,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节日传承与假日制度中的国家角色

首先把国家最重要的角色定位于共同体的社会再生产,然后简述中国在现代处理传统节日与假日制度之关系的历史,在明确文化自觉和认同文化的概念的条件下,提出节日地图的绘制问题,并借此讨论国家如何通过节日文化来经营国家的领土和民族的时间,以便国家担当起共同体的社会再生产的政治责任.     

用民族志方法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的村落关于写文化的对话

这个对话围绕的主旨是如何在村落、如何在当下书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怀的民族志.这种民族志所要求的田野作业必须正视知识生产的在场,把乡村设定为村民、知识分子和国家发生持续互动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