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关帝崇拜内涵的演化

本文通过对台湾关帝崇拜发展过程的探讨,分析各个时期的内涵与特点,认为在台湾关帝信仰初期,明郑遗民把反清复明的忠义思想寄托于关帝崇拜之中,关帝庙主要由官府和军人创办和修建.政治色彩浓厚,反映了明朝遗民倡导忠义思想的民族精神.清治以后官方力图改变忠义思想的反清倾向,民众祈福禳灾的基本诉求使关帝崇拜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强.日据时期关帝信仰向儒宗神教转变,成为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形式.台湾光复以后,关帝崇拜完全进入民间,其自发性以及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之成为民闻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识的“困难问题”与新二元论的阐释

"意识"一词有多种所指,它们都有自己特定的表现方式、性质和作用,因此,当代心灵哲学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笼统谈论意识进而建立统一的意识理论.查默斯等人从诸多子问题中发现的"困难问题"已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引起激烈争论,这使得科学主义几乎定于一尊的心灵哲学大观园又沸腾起来.在缤纷多彩的意识理论中,"新二元论"就是其中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劲旅,它从哲学、科学和逻辑等方面回应"困难问题"的同时,又给我们提出了许多不能漠视的困难问题.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合约视角下的乡村债务问题解析

乡村债务屡禁不止,高违约率与高缔约率并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乡村债务合约是高度不完全合约以及乡村组织的行政性身份和债务资金用途的公共品属性.单方面禁止金融机构向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贷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应从以法律法规或合同形式明确规定乡村组织缔约时的身份和债务资金的具体用途及建立通畅"违约→缔约"的信息反馈机制两个方面来解决乡村债务问题.     

台湾开放陆资人台政策研析

从2009年7月1日起,两岸将进入一个“双向投资时代”,这是在开放大陆游客人台观光、两岸“大三通”实现之后,马英九当局为两岸经贸关系打通的第三大禁忌。对于开创台湾经济新局深具意义。与“陆资共舞”正引发岛内舆论热议,也成为朝野争论的议题。本文就台湾当局开放陆资的政策作初步的剖析。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双边道德风险的博弈模型

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从长远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在演变过程中往往导致政策歧视,引起地方政府和投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进而造成政企双方道德风险的恶性循环,最终致使招商引资失败、投资企业受损、地方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为此,文章试图建立地方政府和投资企业的动态博弈模型对政企关系进行经济分析,拟为各地恰当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重温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指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重温这一报告,以更好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如何"现代",怎样"中国"?——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令人注目的表征之一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异军突起.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反观这一极具文化症候的现象,则不难发现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古今中西"问题的重现,它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     

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商民主诉求及其价值

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统一的连续谱,其治理面临着风险防范、危机克服、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者参与、责任控制等诸多难题.在应对风险与危机的挑战中,一方面要求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另一方面,也更强调政治控制、民主控制的必要性.协商民主理论回应了这一治理要求,它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和界定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公共危机,促进反思性决策,提高治理的责任,拓展真实的民主.     

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

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机制.以民主恳谈为核心程序的温岭参与式预算,其制度逻辑在创制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公共理性,引导地方公共决策的理性化等规范性维度方面具有独特的绩效,但也存在预算决策执行缺乏理性、未能建构起官民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于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建构作用有限等不足.经由制度自身的技术性完善及外在条件的优化,可以改进这一治理机制的不足,提升其地方治理与民主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