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穆斯林越来越幸福——吉林省长春市改善回族特殊民生需求状况纪实简

在吉林省长舂市,生活着4．8万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等穆斯林同胞。吉林省仅有的两个回族乡——双营子、胡家回族乡也在其管辖范围内。为了更好地改善回族同胞特殊民生需求,近年来,长春市不断打造城市民族工作的升级版,先后投资约6亿元,建立了涵盖入托、上学、婚恋、宗教生活、节庆活动、居住环境、养老、殡葬等内容在内的“一条龙”服务体系,构建了多层次的服务平台,使回族群众得到了极大的实惠。     

股权与董事经营权冲突之下的上市公司章程的规范——以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的最新动向为视角

随着股东与董事争夺公司决策权之纷争的不断扩展,股东将倾向于采取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这一更为积极的事前措施来介入董事会的经营决策,而上市公司的章程也由此成为两者激烈交锋的战场。我国公司章程自治理念的确立赋予了公司内部参与者对于公司更大程度的控制权,然而,基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倾向,对于股东如何介入董事的经营权,我国尚缺乏相应的规范体系,从而无法将上市公司的章程自治纳入到实现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目标体系当中。为此,首先需要肯定股东有权以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方式来约束董事会的经营权;其次,还有必要设定股权介入董事经营权的边界,从而有效地分配公司的决策权。对此,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在这一方面所初步形成的规范框架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制度参照。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论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律地位问题,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分歧主要集中在风险预防原则是否已形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从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来看,现阶段关于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它已获得软法的地位,但尚未成为习惯国际法。尽管如此,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对欠缺科学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进行决策时所依据的一项标准。风险预防原则不仅具有国际标准的内涵,更具备一项标准应当具备的构成要素,即风险评估、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科学研究的继续和制度的适时调整。     

高校和谐师生关系存在问题及原因

随着目前高校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高校学生数量攀升较快,在加重高校教师负担的同时,也给师生关系的正确应对带来一定的难度。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初步分析了目前高校师生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根源做了详细的探讨,以求学界的方家同仁共同切磋。     

DMD系统的环形光栅的设计和制作

本文讨论了基于数字微镜系统(DMD)的环形光栅的设计和制作方法。利用DMD系统,我们可以制作出低成本、半径可调的环形光栅,为使其集成到微光机电系统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实验,我们获得了最大外半径为42.7μm的环形光栅。     

德国判例结构特征对中国指导性案例的启示

通过对德国法学期刊《新法学周刊》中收录的联邦法院判例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近距离了解德国的判例汇编技术及制作理论。通过分析德国判例中标题、引导语和裁判理由的形式和特点,探究判例各部分在判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用,重点研究判例中对法官断案乃至实体法发生实质影响力的部分。并以此为切入点,将德国判例与我国指导性案例进行比较法上的研究,进而提出我国在发展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注重强化题目的形式功用,改变原有的以当事人名称命名指导性案例的做法;另一方面应当明确裁判要点的功能定位,将裁判要点仅仅作为对案件信息的提示,从而保证判决理由在指导性案例中的作用不被裁判要点所消解。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道德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 ,传统的四民观发生深刻的变化 ,士人商人化趋势加大 ,从而使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渗透到商业经营中 ,形成了商人阶层的伦理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突出表现于勤俭、诚与不欺、自重敬业、德与名等方面 ,成为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对今天仍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