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战：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社会文化根源

社会文化的分裂与冲突是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民权运动前,教派、种族族裔以及自由与平等之争是导致美国社会文化分裂的主要因素。在以“共识政治”为特征的二战与民权运动之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政治第四次趋于极化,且政党斗争、社会撕裂愈演愈烈,其文化根源在于,民权运动后,多元文化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世俗理性与传统宗教这三对延续并发展了美国历史上的教派、种族及理念之争的新的文化冲突,在当代尖锐复杂的新型阶级冲突的作用下,突破了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再一次分裂了美国社会并使其呈现出左右两派激战的局面。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两党日益极端化,民主党奉行左翼自由主义及左翼民粹主义,坚持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及世俗理性的发展,而共和党则奉行右翼自由主义及右翼民粹主义,极力掀起保守主义、“反政治正确”的狂潮,誓死捍卫基督新教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文化战争的驱动下,近十年来,美国频繁爆发左右两翼的社会文化运动,它们分别通过与民主党及共和党的结盟,持续将两党向左右两个方向拉扯,进一步加剧着美国政治的极化。     

地矿类艰苦专业“三全育人”体系构建探索

“三全育人”是新时期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抓手。文章首先对地矿类艰苦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从大学生心理健康及思政教育的方法与规律、人才培养机制、跨学科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教学实践基地、师资队伍和教材体系等五个方面,对如何构建地矿类艰苦专业“三全育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目标明确的地矿类艰苦专业“三全育人”体系雏形;最后结合某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实际,构建了高校地矿类艰苦专业“三全育人”模型。     

行政处罚权下放的法治进路——兼论《行政处罚法》第24条

《行政处罚法》第24条促进了行政处罚权的适当下放,是推进行政执法重心下移的一项重要举措。针对《行政处罚法》第24条,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从主体和性质两个方面对条文涉及的省级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权力进行分析。省级单位具有处罚权下放的决定权,处罚权下放未使镇街具有处罚权能,应由组织法对处罚权下放进行回应。实践中应充分发挥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行政处罚权下放中的作用,引入“行为主体”被告论,变革组织法实现制度供给,促进行政处罚权的下放。未来应把握统筹规划和下移执行的平衡,结合《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精神规范执法,多方面实质化解决执法矛盾。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基于购房和定居的共时性决策假设,验证和控制了住房自有和定居意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基于新迁移经济学和跨区域家庭生计策略理论,构建了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流入地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以往相关研究都低估了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同时家庭收入、婚姻、家庭化流动、社会网络、居留时长、家乡经济权利、流动范围等都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意愿是一种家庭为本的"小农理性"决策,是在社会制度排斥之下综合家庭成员发展需求、家庭定居能力以及定居收益和成本的家庭空间安排,是一种跨区域的家庭生计策略.     

监所检察制度的系统化改革

我国监所检察先后出现了三种制度形式：派驻检察、巡回检察、巡视检察。目前，我国监所检察条块化改革缺乏整体性，整体性改革缺乏系统化。2021年《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确立了“派驻+巡回”的检察监督模式，但监所检察改革存在系统性缺陷，表现为：巡视检察与巡回检察功能重合、同级巡回检察难以实现“破熟”初衷、派驻检察受到不应有的弱化。监所检察改革的系统化方案是：保留和加强各级派驻检察、巡回检察上提一级、巡视检察并入巡回检察。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华裔作家作为传播主体,以自身和华裔文学为传播媒介,以华裔文学作品为载体,把中国文化从物质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精神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与传播。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他们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传播思想,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希望达到全球和谐一体的传播效果。     

论检务公开方式的多样化与正当化

检务公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和司法运行的公正性,而提出的对外公布检察机关履行职责情况和有关信息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检务公开要坚持最大限度公开这一原则,在公开的内容上要考虑我国具体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在公开的方式上要追求多元化与正当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相关文件,结合我国检察实务,我国检务公开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向利害相关人、诉讼参与人的直接告知公开;向民意代表以参与、参观、旁听的方式公开;向社会公众的全面、广泛的公开。为实现检务公开方式的正当化,检务公开应做到最大限度公开、方便人民群众和有利于推进程序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