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

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维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转型时期的新式商人群像--评朱英教授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如陶朱公等名极天下的大商人,也有如吕不韦等将“天下”收入囊中的巨贾,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商人更多的时候是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不仅抑制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扭曲了商人群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形象。时至晚清,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式商人群体崛起,商人在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置之于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不能不说是鸦片…     

中国大陆的武汉史(1927～1949)研究综述

武汉是近代中国的中心都市之一,但就史学界的研究而言,仍以晚清及民初为主要时段,南京时期之武汉史研究尚不充分。以已有研究而言,主要集中于武汉政治史、武汉抗战史及武汉城市史三大主题。通过对南京时期武汉史研究的整理,以期有助于武汉史研究的推进。     

农会组织与国民党党农关系的重建(1927-1949)

国民党在获得政权后,深刻反省在大革命中与中共争夺农民失败的教训,在执政后仍坚持走运用社团来训练民众的党群路线,在全国范围内重建起新的农会系统.国民党在法律及党务两个方面精心设计了农会的组织及其制度,规范其职能和方向,将之视为国民党加强党农关系、动员普通农民、实施农村建设的重要依托.在实际运作中,农会也在协助党政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农会并没有改变原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农会之运作也受到国民党治党能力及执政能力的影响,并没有使国民党的党农关系有根本改观.     

章开沅教授:永无止境的历史求索

章开沅教授是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史、近代社会群体、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等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章开沅教授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展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后备人才的培养,并由此极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章开沅教授还建立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上海商会与1930年代的改良中式簿记运动

在近代会计制度之演进过程中,改良中式簿记运动为一重大事件.改良运动由著名会计师徐永祚正式发动,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一面与主张尽采西法的改革派展开深入论争,一面向实业界宣讲改良方案.上海商会本之会计应用的实际,选择改良中式簿记为制度取向.与改良派主将徐永祚合作,既邀请其至会演讲,举办簿记展览,又开办会计培训.商会的抉择反映了中小企业及商家的需求,其组织参与则有助会计学术与制度改良的契合共进.     

非营利的困惑：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经费问题探析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经费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反映公会民间性、公信力、执行力的一个重要标准。近代同业公会在法律上为非营利性的民间行业自治组织，经费自筹是其自主性、民间性的重要基础。同业公会的经费收入主要依赖会费、捐款，但仍有一些公共性营收。绝大多数同业公会都面临着经费困境，并且影响到公会组织的生存和职能发挥。造成这一困境有同业公会自身凝聚力的问题，但是经济不景气及过度的社会捐赠也影响到同业公会的支出倾向和在行业自治方面的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