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科学来发展--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最近参加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发展问题的讨论会 ,有几个问题思考如下 :一、不能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科学 ,又把它作为衡量是否科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个外延较广的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 ,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的经济学体系 ,是其经典的和代表性的内容。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是指主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理论的发展。我觉得 ,要讨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 ,首先要界定清楚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衡量是否科学的标准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提出来 ,有些难以思议。…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我国曾两度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次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或“过渡时期”;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适度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是对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过渡时期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也是由他领导原苏联人民首先运用于社会主义实践。其理论内容很丰富,大体可以概括如下: 1.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过渡时期理论”。马、恩在1848年革命后逐步形成了过渡时期思想。1875年马克思把“过渡时期思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的行动纲领提出来,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候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     

经济自由及其代价与限度

经济自由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拓展人们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分别指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实质自由的有效增长依赖于人们拥有平等的形式自由,形式自由则依赖于政府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但政府有可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破坏形式自由的平等性,最终损害人们的实质自由。因而探求自由的价值、代价与限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政府行为守则的过程。     

我国股份制发展的六大内容

我国股份制发展的六大内容黄少安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将是中国的股份制迅速发展的时期。从哪些方面发展，或者说发展的内容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数量范围的扩大总的来说，现有股份制的发展规模与股份制可能的发展规模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比较是很小的。...     

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

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黄少安在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中，有时时以发现一种现象，当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他们的所谓的分析方法时，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或哲学家却认为他们讨论的是某一经济学理论的内容本身，而不是方法。经济学说史专家往往也这样认为。例如，当经济学家在...     

准确定位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

把中国建成“世界工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一个战略，许多地方政府也有意识地把发展制造业作为本地区的产业和经济发展重点。山东明确提出要打造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为了实现目标，需要准确定位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状态和结构依存特征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为例

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更多地将研究的立足点放在路径依赖的性质上,而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状态和结构依存的特征却不甚关注。实际上,状态、结构依存和路径依赖特征都是影响制度变迁方向和结果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一个最优化的理论模型综合分析了制度变迁理论中有关这两个特征的一些问题,并且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为例,具体地说明了这两类因素所起的相关作用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后果。     

语言经济学及其学科定位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横跨语言学和经济学的学科,但是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主题、研究目的以及如何研究等问题,经济学界还没有统一认识,这样就导致一些非经济学者对语言经济这一学科感到奇怪。因此,有必要对语言经济学学科进行界定,揭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使这门学科真正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章旨在说明:(1)经济学是如何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述一些核心的概念,以及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语言经济学的理论体系。(2)阐述语言经济学与其他毗邻学科的关系,论述语言经济学是如何对其他学科的相关概念兼收并蓄的。(3)阐述经济学的语言或者说经济学的修辞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范畴。     

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基于城乡户籍相对价值变化和推拉理论的分析

中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同时,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这一现象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及路径。城乡户籍相对价值发生逆向变化,是出现"非转农"现象的直接原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二元的户籍制度显著地制约了户籍的自由转换,使主要考虑经济因素的推拉理论不能充分发挥解释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在于尽快卸掉户籍制度本身的经济价值,因此,着力点应放在户籍制度以外的相关制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