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

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黄玉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机制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作用。在计划生育领域，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健全与完善，家庭生育调控的市场机制将会逐渐形成。这将会给我国计划生育管理模式带来新的变化。但是，家庭生育调控的市...     

论"一体之仁"与"爱的共同体"——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

阳明通过对《大学》的阐释,揭示出儒学"一体之仁"的观念。这与舍勒的"爱的共同体"观念之间存在着比较的可能:明德的本源性与爱的人格性;亲民的差等性与爱的等级性;至善的一体性与爱的共同体。阳明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却源于孔孟的一种本源的生活情感观念:仁爱首先并非形而下的道德情感,或者形而上的人性本体,而是先行于这一切的生活亦即存在的情感显现。     

儒学的德性价值论

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建立在“天命之调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哲学基础上。“天——性——道”这一以人为中心的环状结构,体现出儒家的人本哲学思想。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形而上学基础“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CEO网络嵌入性与企业价值

以社会网络理论为理论依据,本文构建了CEO网络嵌入性与企业价值关系的概念模型,提出CEO网络嵌入性与企业价值变化正相关的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方法的模型发展策略,选取2009年A股非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概念模型与实证数据进行契合,得到一个在统计上与样本数据能够良好适配的理论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模型的合理性。     

形而上学略论——回复陈明先生

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形而上者”（形而上的存在者）的思想学术,这种形而上者作为唯一绝对的存在者（所谓“道之为物”）,乃是“形而下者”、亦即众多相对的存在者（所谓“万物”）的终极根据。形而上学是不可逃逸的,但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必须重建形而上学。这就必然要求追溯到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前形而上学”的观念：“生活”亦即“存在”的思想视域。     

天志:墨家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墨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墨子的根本宗旨是谋"百姓之利",除"天下之害"。利害在于治乱;治乱在人,故须"非命"。治乱的根本乃在于"仁义"与否:祸乱的根源是人们"不仁"而"不相爱",故呼吁"兼爱";祸乱的表现是人们"不义"而"交相贼",故主持正义、诉诸"交利"。当务之急乃是"非攻",因为当时最大的祸乱就是诸侯兼并战争。防止攻伐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足够的国力,故须研究治国强国方略;二是充分的守备,故须研究战略战术、军事装备,进而研究科学技术。上述"仁义"价值须有一个形而上的超越者作为终极根据,故须"明鬼"而尊崇"天"之"天志"。"天"的世俗代理人即"墨教"宗教团体;墨教并非为某个特定国家谋利,故须独立于任何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然而墨子关于权能格局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矛盾:他所维护的和平秩序,乃是承认王权衰落之后的"国际"格局,即是多极权能格局,这与神圣代理人的独立性互为条件,此乃墨学在皇权专制时代衰绝而在近代复兴的根本原因;但其"尚同"思想却恰恰与上述多极思维相冲突,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皇权专制的历史趋势的反映。     

从认识论到意志论

本文对哲学界流行的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 为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实际上应是近现代的“意识论转向”（包括近代的“认识论转 向”、近现代的“意志论转向”及现代的“潜意识转向”三个阶段）和现当代的“符号论 转向”,并集中对哲学史上认识论到意志论的转变做了讨论。     

标记性及概念表征对汉语双及物结构习得的影响——以韩语母语者为例

标记性及概念表征影响韩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汉语、韩语分属不同的双及物类型，汉语为IOC/DOC型语言，韩语为IOC型语言，两种语言在双及物论元的与事R和客体T的语序、与格式的象似性、重成分的后置等方面均呈现出差异性。基于584个汉语双及物及相关句式、韩汉翻译测试语料发现，韩语母语者压倒式地输出与汉语双及物相关的介宾状语式“A给RVT”,而双及物结构的无标记句式“AVT给R”则极少，处于未激活状态；对汉语有标记的双宾式，其习得局限在原型双宾式“A给RT”上，使用频率仅次于“A给RVT”,偏误率高。究其母语根源，韩语与格式的无标记特征及语序、与格式的谓语动词“■(给/给予)”的对象表征、与事标记“■”的对象表征，均对汉语双及物结构习得产生较大的迁移作用。汉语二语语法习得研究与类型学紧密结合，引入认知类型学理念，一定能推进国际中文教学的深度发展。     

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霸”。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所以，孔子才批评管仲“不知礼”。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博爱)与“礼”(制度)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意味着“礼”是“仁”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因此，从管仲“不知礼”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礼”。孔子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因而其所建构的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周制”的制度，而是法家“秦制”的制度。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帝制时代的儒法合流；未来可欲的儒法再度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