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暴力与学术界

本文探讨极端暴力与学术的关系。首先 ,学术职业助纣为虐 ,为发动国家主导的大众暴力做思想上的铺垫 ,为之提供了理由、方法和人员。因此 ,我认为 ,学术只有先修正自身的研究和解释范式 ,才可能分析和洞察现代的极端暴力。必须了解是什么机制促使学者个人参与或抵制令人发指的暴行。了解这种机制有助于培养学者更好地抵制受国家保护的罪恶。对研究极端暴力的学者做一回顾 ,我发现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个人经历的影响。曾经是极端暴力的受害者或使他人成为受害者的学者 ,他们是否更透彻、深刻地理解这种现象 ?抑或他们带有偏见 ,使其研究不足为凭 ?我认为 ,在生存的常规和惯例土崩瓦解的事件中 ,客观分析的观念也成为无本之木。最后 ,我就学术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反应做了一些反思     

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会走向垄断并再度国家化--评第六届框架项目

20 0 2年 1 2月 ,“为促进欧洲研究区的创建和创新而设立的第六届欧共体研究、技术开发和展示活动框架项目 (2 0 0 2年至2 0 0 6年 )”开始接受申请。现在 ,我们来审视该项目的现实状况 ,并看看它对欧洲研究区 ,特别是对社会科学 ,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本文认为 ,框架项目未必能动员起欧洲内外的创造性研究力量 ,网罗欧洲最好的研究人才 ,反倒很可能在官僚体制的国家研究机构内部 (以及这些机构建立的网络内部 )造成垄断 ,扩大政治尤其是成员国及其国家研究机构对研究的影响。这对目前的欧洲研究区形成威胁。目前欧洲研究区由开放、灵活的研究网络组成 ,第四、五届框架项目显示出这些研究网络的包容力。本文追溯第六届框架项目的历史和第一批实施的项目 ,描述第一批申请对建立合作的影响 ,最后得出一些初步结论。     

以墨西哥为例看跨国非政府组织网络对本土知识的态度

跨国环保非政府组织 (ENGO)在国家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 ,促进生物多样性 ,甚至大多数环保问题的本土知识的发展。但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现在实际上不再指某一个种类 ,因此其作用也不是百川汇一。本文探讨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的作用及其内部机理 ,指出自 1990年代以来 ,这个舞台上出现了三个主要角色 :致力于保护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论共同体 ,全球化的自然保护部门和跨国宣传网络。本土知识通过对全球环境危机的讨论进入国际舞台 ,这是认识这类知识的关键所在。此外 ,要理解“本土”知识 ,还需洞察行为背后的思想 ,以及三位主角各自的政治立场。考察国家———在本文即指墨西哥———和国际的联系 ,我们能够看到本土知识如何成为了一个明显带有重要政治含义的重要问题     

小议同意书

Brent和EloisAnnBerlin的文章 ,提出了关于未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几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 ,并且广泛地质询了全世界对民间知识的记录和理解。该文开门见山地指出 ,在原住民社区进行田野考察之前须经正式同意的方式 ,实施不过十年。此前 ,征得同意都是非正式的 ,靠的是田野考察人员与接待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这可能是墨西哥的情况 ,而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 ,自1970年代以后 ,调查人员如果不与主要原住民组织的代表签订正式协议 ,就不可能在当地社区进行任何形式的人类学田野考察。事实证明 ,要获得这类文件很困…     

喀麦隆研究成果在政策中的利用

将科研成果纳入知识的利用,是科学共同体的首要之务。本文将以喀麦隆为例加以论述。该研究以行动主义为理论依据,对200个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委派研究机构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辅以访谈,获得了1990年至2001年关于研究委派、评价和成果利用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研究者、决策者和研究委派机构对现状和成果的最优利用看法不一。这种分歧说明喀麦隆在合宜的学术兴趣、政策前景和研究资金结构之间缺乏联系,以致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脱钩。鉴于科研成果在公共政策中得不到充分利用,本文提议进行体制改革,使之激发学界思考社会工程的实际要求。     

贫困:对人权的侵犯

法律无法界定贫困,尽管我们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是笼统地解决贫困问题,还是只顾极端贫困,在这两种意见的矛盾中有某种含糊,由于这种含糊,民主国家无视贫困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动因。结果,对极端贫困的反应,特别是当它们成为公开的目标或重点时,恰恰侵犯了它们在形式上应该表达的基本平等权利和尊严。于是,扶危救困的措施不仅没有提供摆脱危困的出路,反而使危困人群安于穷苦,在受人恩惠时庆幸自己不致有极端贫困之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靠施舍的最低福利而生活,他们没有“权利”。在一个宣扬没有工作就没有人权,没有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应该学会将贫困视为一种不可避免、不可回避的现象?     

莫斯科如何变成了一座资本主义超大型城市

本文探讨使莫斯科成为新兴世界城市的趋势,莫斯科在全球交通网络、经济重组、服务经济尤其是银行业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迅猛发展中的新角色,处处体现出这些趋势。莫斯科和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一样,在从苏联城市向世界城市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化加速,老的中心城区和城市中其他部分的差距加大。作者探讨了当下城市管理的策略,以及国家、市政府、私人资本和大多数莫斯科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注重分析新活动的分布地,及其空间组合和模式,并试图通过历史因素和首都城市规划的社会主义遗产作出解释。     

整合现实的不同窗口:菌种保藏对社会经济和制度的挑战

要想全面探索医疗、农业、工业以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环境科学中的微生物,就得有很多资源和非常专业的采集方法。唯有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丰富的数据,不同领域的专家才能通力合作,将这些数据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效益。随之产生的商业应用则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从中可能产生知识产权的冲突,以及对共享数据库的需求。微生物的菌种保藏制定了获取数据和材料的规则,因此可作为中介。本文在组织广泛获取共享微生物数据库中各类信息的语境下,探讨信息分享的问题和潜力。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不重视活体生物行为和环境的事实的结合与分享,一味强调基因信息,将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专业技术、知识和社会机会的损失,而目前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大多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促进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是社会发展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许下的十大承诺之一 ,也是国际妇女运动的首要目标。本文简要回顾了70年代以来在提高妇女地位、缩小男女差别方面取得的进展 ,并展望了今后的挑战。文章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的状况 ,因为那里男女之间的鸿沟最大 ,任务最艰巨。     

过渡与青年文化：形式与表演

在一个变化着的社会里，年轻人向成年生活的过渡既是一种（生理变化过程中的）运动，也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传统上，年轻人在这些过渡中服从于既定的形式，而今天向成年的转变则受表演文化的引导。这些表演文化源于青年人日常生活中对常规星星点点的反动。休闲是青年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以新巴洛克风格审美化了，并存在一种视生活为探险的休闲伦理。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些生活方式有共同的表现（休闲、强调视觉和劝导性），就将它们视为一种单一的现象，我们就可能被意义不确定的（特别依赖同音同形异义词的概念）表述所误导，因为实际上它们是多样的（不同的青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