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KPI考核法在辅导员考评工作中的应用——以A大学为例

辅导员KPI考核法就是首先从学校整体出发,把学校总体的学生工作战略目标转化为院（系）目标,进而分解成为辅导员的个人目标,然后根据辅导员的个人目标和岗位职责提取辅导员岗位的关键业绩指标,对这些关键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从而实现辅导员个人目标和学校战略目标的一致。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及其在群众路线中的实现

当前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求利益,这是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和全党上下的“奋斗目标”。践行群众路线,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是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发明”,而是与时俱进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的丰富和深化,是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鲜活运用与发展。因此,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的深刻内涵,并以此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才能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型政党”建设的功用与路径优化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并针对深化改革作出全面战略部署。在我国,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核心,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建设“三型政党”已成为党的改革与建设的总体目标。因此,“三型政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驱动力量。“三型政党”本身是党的改革和建设的目标体系,理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建设路径,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论美国犹太裔作家成功的起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坛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犹太裔作家,纷纷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等文学桂冠。犹太裔作家之所以获得令世界文坛瞩目的成就绝非偶然,这一现象的本质是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学接受的问题,是一种文化超越的文学效用。美国犹太裔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及其与西方社会的文化认同为其成功提供了特殊的文化关系机制;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思想情感等方面的"标本"意义和典型特征,以及犹太裔作家对此进行的形而上的升华运用,则是其成功的内在机理。犹太裔作家在文化思想、审美观念、文学技巧等方面突出的整合精神,促使犹太文学在保持一定犹太特质的情形下走向超越。     

论一分为三的认识新视野

一分为三是辩证法规律的一种形象表述,这种表达方式是现时代的辩证法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发展的结果,三分所要体现的是规律的动态展现过程,事物的整体动态的发展观,是对事物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的克服.一分为三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理等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走向的是一种共存,文明的发展是一种共存;对于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而对于事理的分析是要回到事理本身的,一分为三的规律普遍地体现在它的现象的逻辑、理性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之中.     

当代美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作为精神产品,其最重要的价值还是审美价值.考察当今政府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看到,民间艺术、手工技艺等与审美相关的项目占了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该高度重视的是其精神层面的审美价值,而非物质层面的经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当代社会的精神和谐构建中它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网络隐私权侵权规制研究

当前,网络隐私权侵权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备受关注。然而,我国对网络隐私侵权的保护不论是在规制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明显不足。对此,建议我国确立并完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制定专门的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并强化以政府为主导的行业自律建设,以此实现对网络隐私侵权行为的规制。     

文化散文:历史书写中的历史与"自我"

历史,进入文化散文,往往没有正史的宏大规模,而是以历史的侧影、历史的碎片、历史的细节、逸事化的历史等方式表示的,并且具有可作当代性阐释的可能意义.散文的"历史"书写,其前提是历史要经由主体个人体验而被心灵化,其间活动着主体的面影和心志,呈现出基于客观的作者个性真实.     

新闻传媒:特殊的执政资源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所拥有且可以支配的物力、财力、人力、权力等有形资源以及思想理论、威望影响等无形资源。执政资源大致可以分为物质资源、精神资源以及物质—精神资源三种类型。作为党的重要的执政资源,新闻传媒与党的其他执政资源相比,有共同之处也有特殊之点。在执政者与作为执政资源的新闻传媒的关系问题上,前者起主导和决定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闻传媒在诸多方面特别是发布重要的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以及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还有很大潜能可以发挥。发挥其潜能,有赖于地方党政领导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现代知识者形象的焦虑心理表现

论文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提出20世纪上半段的现代文学中知识者形象有“集体性焦虑”的突出心理表现,从作品表现、作家自我表述、批评家感触等方面阐述,认为这种集体性焦虑与知识分子作为“边际人”或“过渡人”密切关联,指出对现代知识者形象的集体性焦虑的研究有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