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因地震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以我国《物权法》相关条文适用为视角

根据"所有的物权变动原则上都应纳入物权法"之原则,地震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地震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有四类:地震导致物权的丧失;地震导致不动产的变更;地震导致不动产的取得;地震间接影响不动产变动.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因地震等自然灾害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存在着现行法无法适用或无法类推适用的情形,需要有专门的规则加以规范,或补充立法.     

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

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虽然起初的流动更多地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每次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一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因而,流动虽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     

当代生物学中的非线性因果观

随着当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在微观领域的研究 ,传统的线性因果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大量的生物学现象表现出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当代生物学的研究对非线性因果关系影响重大 ,遗传科技的发展对因果必然性的重新认识起了重要作用。从哲学层面上看 ,遗传决定论是对因果必然性的一种误区     

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长期沿袭的自上而下单一行政治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外部性的整合机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从而陷于“治理真空”。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湖北省杨林桥镇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管理和自我整合的事例,说明社区自我整合可以将村民的动员式参与变为主动式参与,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和节省治理成本。对于正在变化中的农村来说,外部性国家整合与社区自我整合都是不可或缺的。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契约分析

立足于利益相关者治理观点,运用契约理论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演进与互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与公民权利保障

纵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与公民权利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一种规律性的互动现象:随着不同历史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类型的演进和嬗变,权利的存在形态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需求-责任"关系模式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迁.总体趋势是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现代性因素和文明化程度不断增强和提高,相应地,公民权利也经历了萌芽、生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权利保障的制度化程度和水平也经历了一个从初级至高级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明代滇西边疆研究述评

文章从政区设置、边疆经略、民族史等方面,对目前学术界对有关明代滇西边疆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述评,对研究新动向和视角进行了总结.认为从地方、中央甚至周边关系的多重视角研究边疆地区,可以发现边疆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并发现这种互动关系对边疆社会变化的推动作用,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滇西边疆的发展与形成的历史.     

山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剧增、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与现代农业相辅相成并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城镇化。山西城镇化建设在改善市政公用设施、提高公共服务功能、注重优化环境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为此,山西应充分利用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在完善城乡规划制度、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强化土地管理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积极探索,为加快山西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体制环境,提供法律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