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治理:党群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时期的党群工作建立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活动,剖析了在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与挑战,指出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党和公民之间不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浦东新区通过"走千听万"逐步实现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加了党群之间的互动,符合公共管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协作治理原则。强调与党共享价值观,共享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所带来的利益与成就。党通过服务来引领群众,通过服务和作为奠定其作为执政党的地位。通过"有为"而换取"有位"。当然,本文也指出党群关系的改善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论面向教育的实践

无论是“教育实践”在人类实践体系中的地位,还是教育学在人类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都不高.教育实践是一种“生命·实践”,它应该成为人类实践体系的中心和基础.以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也可能成为一门中心学科.教育学的地位和命运取决于教育实践的地位和命运.应从“面向实践的教育”转向“面向教育的实践”,确立探究实践的教育立场、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探寻人类实践的“教育逻辑”和“教育基础”,完成实践的“教育转向”,重建基于教育实践的实践哲学,寻找实践论哲学发展的教育方向和教育学方向,进而建构教育学历史本体论.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无法发挥作用时,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社会救助。自救助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其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但严格的补偿条件和因地而异的运行机制阻碍了社会救助功能的发挥。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救助基金的来源,修改救助基金的补偿条件,完善救助基金的追偿,使救助基金作为社会救助之一种,能够起到安定人民生活、救助社会弱者的作用。     

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美国商务部的官方报告

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版权)在提高企业竞争力上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战略性作用.由此,与传统的资金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划分不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提出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显然,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不仅对一国的竞争力有着关键的影响,而且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安全.本文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知识产权和美国经济:聚焦产业》为切入点,在对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做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编制相应报告的紧迫性和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历史轨迹中的认识因素

The proposition"Marxism in China"has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ary process.Mao Zedong officially proposed it on the Sixth Plenum of the6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withdrew it on the S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He tended to use"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with China’s     

赫鲁晓夫说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吗?——与周尚文、有林等先生商榷

赫鲁晓夫阐述的共产主义,既有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伟大目标,也有分阶段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时间表.周尚文、有林等先生认为,赫鲁晓夫鼓吹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此说不仅曲解了赫鲁晓夫相关话语的原意,而且把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观庸俗化、简单化了.     

“恩格斯的国家祸害论”确实应该重视——回应夏美武等先生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为了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保留国家机器是必要的。然而,在自我赋予执政权力、自我传宗接代、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经夺得政权的党如果不下力改造这种国家机器,却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同无产阶级相异化。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下,要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必须推行政治民主化。兑现宪法已有的民主承诺应该是第一步。     

从“凯恩斯效应”到“阿米曲线”——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转向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两者关系的传统研究往往以线性假定为基础,所以实证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促使研究者从非线性角度重新审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巴罗法则”在内生增长框架内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倒“U”关系.而“Armey曲线”不仅非常直观地表达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同时还指出这种非对称关系的非对称性质,具有很强的总结性和政策指导意义.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