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新加坡公共服务模式比较研究——理论、模式及其变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公共服务领域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诸如从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每次变革都与公共服务有关.故尔本文尝试对英、美、新加坡三国的公共服务模式进行理论的梳理与分析.通过研究与思考,笔者认为英国模式代表了典型的福利国家公共服务的模式,美国的公共服务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产物、新加坡的公共服务模式以亚洲文化为基础,体现了另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本文试图揭示它们的主要特征、实践与发展;寻找它们的共性与差异,探求这些模式已经取得的经验与教训,解读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以及对我国公共服务的改革有何借鉴意义.     

英语概要语篇评价模式建构以及应用

本文报告了对43篇非英语专业硕士生英语概要习作的分析结果,旨在建立概要语篇分析模式,分析学生概要语篇上的共性问题,为改进英语概要写作教学提供可行性建议.根据语篇的7个特征和话语构建模式,找到了概要语篇的4个核心特征,通过质化方法找到了对应的9个内容参数及评分标准,分别是:目的(出处、主题、意图、主旨、概述)明确性、信息(主要观点)完整性、深层概念(原体裁、原脉络)连贯性、表层语言(起承转合)衔接性,再依据此包含4个核心特征共9个内容参数的评价模式分析学生概要习作的篇章特征及其存在问题.     

古代西方哲学“本体论”起源探究

"本体论"一直是古代西方哲学的中心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古代西方的哲学家提出许多不同的见解.从泰勒斯的"水"到柏拉图的"理念"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他们始终围绕这一哲学的基本命题进行探索.     

新疆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

新疆利用地缘优势,把“走出去”和“向西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是双赢发展的需要。当前,影响双边经济合作的因素主要是中亚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我国不同、体制性差异大、法制建设滞后、社会不稳定、民族文化心理阻碍、地区安全因素、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等。但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是维护亚欧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共同需要,是新疆实施“向西开放”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最佳切入点,是走发展新型工业化之路,打造支柱产业的现实需要。中亚国家巨大的资源和消费市场亟待开发,双方拥有共同开发的核心项目,合作前景广阔。新疆应抓住机遇,提高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积极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贡献及其中断原因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具有独创性和启迪性的历史贡献。它成功地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这一理论后来发生中断,究其原因,既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因素,也有主观认识的因素。     

建立新的商主体制度探析

在我国的商主体制度中,一般均将企业与商主体的概念相等同,这在对企业进行整体性处分的制度设计时就存在理论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因而,借鉴澳门地区的立法经验,将法律中的企业法人概念从企业的概念中分离出来,将商主体（或称商业企业主）定位为自然人和法人（包括企业法人）,将其他企业类型定位在商客体的意义上,建立商业企业主开办企业的制度,有利于企业处分的制度设计。     

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监测预警范式研究

目前为止中国产业安全主要集中于实体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尚未有对保险业安全的研究,本文试图以世界保险业与中国国情为背景,从范式角度研究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监测预警体系.     

我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其人力资源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健全和完善。加强中小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的作用,推动中小企业参保;规范中小企业用工制度等。     

论政治文明中的民主概念和原则

民主的本来意义是多数人的统治,但不是多数人随心所欲的专横统治,而具有基本的规范和经验特征。按照多元论的观点,民主过程是一套基础规则,不同的社会团体可依据这些规则而追求自身的利益。民主与自由也是平衡的,被统治者定期自由表达同意、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经济等生活方式也是民主不可缺少的内容。民众主义的口号经常具有道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会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因而需要以程序民主和宪政主义下的法治来保障民主的真正实现。     

我国食品安全态势与政策启示——基于事件统计、监测与消费者认知的对比分析

在我国,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事关民生、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命题,食品安全保障绩效的提升,首要的任务便是对我国食品安全态势有一个较为客观的把握.基于此,从媒体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政府监测与抽检、消费者感知三个视角对比分析我国食品安全态势,三类数据均表明,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但不同来源数据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了解我国食品安全的现实,也在监管资源配置、监管模式创新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