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政策的微观研究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基于企业角度的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政策的微观研究。本文首先提出了产业政策的微观分析,并给出了研究的思路与框架;其次,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给出了产业政策微观分析的指标体系,即企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和产业政策微观分类指标体系;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思路和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但这种作用目前对制造业企业可能是比较微弱的;产业政策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市场需求即制造业的外包服务动机与实践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提升企业能力的产业政策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发展影响因素之政策因素中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相机授权体制下我国央地关系中的潜规则现象及其矫治——兼谈分税制后"驻京办"问题的实质

文章以相机授权体制与财税分权体制的悖论为框架,剖析了蔓延于我国央地关系中的典型的潜规则形态:中央和地方均存在采取非规范的方式与对方互动的偏好.文章认为相机授权体制存在授权透明度和规范度不高的弊端,侵蚀了财税分权后的地方利益,加之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积弊,是央地关系中潜规则现象泛滥的体制原因.而各级各类的"驻京办"则是其中的重要载体.要矫治这种"病态"的央地关系,根本一条是实行制度化授权体制,保障中央对国家核心权力的"透明化集中"和地方对国家非核心权力的"固定式分享".     

大城市人口发展与风险控制问题研究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基本条件,对人口发展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文章从“人口安全”和“人口风险”的概念及基本特征入手,阐述了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总体思路,分析了我国大城市人口风险的突出表征及应对策略。人口风险的多元化特征决定了对人口风险的控制,必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在多个层面上用协调的整合的方法进行监控、管理和防范。     

中国西部农村“新医保”推行之未来学研究——基于四川两村村民之间卷调查

＂新医保＂在农村的顺利实施对我国进一步纵深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大有裨益。在西部各省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大背景下,对农村＂新医保＂实施之背景进行梳理分析,选取四川两村村民对当前＂新医保＂认知程度及接受能力等方便的问卷调查分析,提前认识＂新医保＂推行中将遭遇的困难,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为今后西部农村＂新医保＂之推行提供相关政策制定指引,实现＂新医保＂推行之未来学探索。     

劳动合同自由与劳动合同正义浅探

劳动合同正义是劳动合同自由的核心,一部劳动合同自由的发展史,同样也是劳动合同正义的演进史。劳动合同消极自由与劳动合同形式正义、劳动合同积极自由与劳动合同实质正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劳动合同积极自由与劳动合同消极自由相互包容,以此来达到劳雇双方利益的均衡,进而达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均衡时,劳动合同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也就得到统一,劳动合同正义也就得以实现,劳动合同自由与劳动合同正义的动态的协调统一也就得以完成。     

媒体监督司法的伦理审视

媒体监督司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媒体干预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媒体与司法的伦理冲突日益彰显,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应对媒体监督司法重新审视,平衡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     

俄罗斯国家名称变迁考——从“罗刹”到“俄罗斯”

俄罗斯是世界大国,也是中国最大的邻国。清朝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交往是中俄关系史上的开始时期,也是中国人对俄国形成认识的最初阶段。清朝前期,无论官方与民间,还是中央与地方,对俄罗斯的称呼多种多样,演绎了从“罗刹”、“老羌”（“老枪”）到“俄罗斯”的变化过程。     

企业组织工程理论研究探析

企业组织作为社会有机生命体的一种形态,具有和自然有机体相似的一些特征,会有类似生物体健康或疾病的表现.对企业"组织"或"器官"的损伤状况做出正确判断,继而采取措施加以修复治疗,是企业组织理论中一个亟待探索的领域.运用组织工程学来研究企业组织,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的持续性发展问题.     

民族主义与韩国外交政策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归属和价值诉求,大多兴起于社会转型与断裂时期,以其模糊性赢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其黏合性彰显了巨大的工具价值.现代化推动了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其主要采取宣扬民族文化优越性、寻求历史荣光与付诸现实政策等建构方式.其间,经过诸多危机事件的碰撞,韩国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了从民族情感到民族意识形态的广泛领域,在现实政策中不断得以强化,并通过对外交决策机制的介入、社会氛围的营造、意识形态的塑造等深刻影响着韩国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