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维持小农生产结构

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往往混淆了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的差异,误会了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当代中国,粮食本身不是问题,土地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若我们仅仅将当前的粮食问题看作问题,土地问题看作问题,那就成了问题.在小农经济仍然占主体的背景下,农业利益可以为广大小农分享,国家可以通过实行粮食供给偏紧的政策来提高粮价,从而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这个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利益.     

离婚财产分割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当事人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如何处理知识产权,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因其独有的特性,知识产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知识产权取得的收益,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知识产权的获得与收益的取得具有不同步性,必须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知识产权收益的归属。在离婚时对知识产权收益进行分割可以采取平均分割、估价分割或保留分割请求权的方式。     

内公外私是一般组织的基本特征——一种关于双重合约的理论分析

鉴于任何交易与合约都有外部性,因此一切合约都是内部合约同外部合约相结合的双重合约.在双重合约所有的四种结构中,只有内公外私或部分内公外私结构的双重合约才是组织的基本特征并可定义为组织.构成组织的内公外私双重合约产生于以下条件:对内达成公共合约的收益大于成本,同时对外达成私人合约的收益大于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对内对外都分别是公私混合结构的性质,然而只要双重合约拥有部分的内公外私性质就已具备组织的基本特征,只不过其组织化程度随着这种内公外私反差性质强弱而高低不同;从非组织到完全的组织是组织化程度连续递增的一个谱系.组织只是一种特殊的合约,市场只是为达成合约展开各种交易的空间和平台,组织和市场不存在可比性和直接的替代关系.     

如何做到耕者有其田

当前中国农民已经高度分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农村人群是那些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耕者.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且同时也是村社集体成员的耕者,往往也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力的后果,往往是给了农村强势群体权力,而对农村弱势群体不利,且可能使耕者的耕种更加不便.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就需要给村社集体一定程度的调整土地利益分配的权力.     

马克思的游戏、语言和“用法”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语用关系"的轴线.语言实现了从"指称论"到"游戏说"的转变,这个转变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通常从哲学纯学术的角度着眼.然而,马克思实际从事的是社会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游戏的性质的不同,造成马克思语言的"用法"也不同.我们应当从马克思所从事的这三者统一的游戏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语言,并由此拓展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中国宗教文化的特征及其生成原因

中西方宗教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国情和文化传统。宗教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广泛的渗透和持续的影响。中国宗教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其根源就在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及政治经济结构。     

从“理解”与“解释”的区分看马克思哲学的实质

"理解"和"解释"的分野,一开始主要是在方法论层面上被意识到的,其直接背景是为了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独断,凸显人文学科的独特视阈.海德格尔则真正地揭橥出这一区分的存在论含义在于:它不仅仅昭示了一种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外的特殊视野,更重要的是它还确立了一种把握人的存在的独特领会方式.其实,后者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被折射得尤其突出,它意味着超越那种把世界当作感性对象的直观态度,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姿态,即从人的感性活动这一原初基础出发去体认和领会世界的批判性反思和变革,这也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态度.     

网络时代如何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互联网对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拓展了当代大学生视野的同时,也使许多大学生沉迷于网络而不能自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如何在网络时代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导大学生正确利用网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rror for fourth-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solvers

We develop an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 model to study the statistical behavior of the numerical error generated from three fourth-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solvers: Milne's method, Adams–Bashforth method and a new method that randomly switches between the Milne and Adams–Bashforth methods. With the actual error data based on thre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e desire to identify an ARIMA model for each data series. Results show that some of the data series can be described by ARIMA models but others cannot. Based on the mathematical form of the numerical error, other statistical model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the future. Finally, we assess the multivariate normality of the sample mean error generated by the switching method.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