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

“绝地天通”作为中国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所反映的是中国原创时期的观念转型 :从本源的生活感悟到形上的哲学建构。这种形而上学在形下的制度上的落实 ,便是汉代以来作为专制秩序的礼制的建立。原来“天地人神”浑然一体的交融关系 ,是一种本源的生活领悟 ;而“绝地天通”的发生 ,则是这种本源情境的打破 ,它最终导致了大本大源的蔽塞 ,而成为后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观念上的最初根据。因此 ,“绝地天通”的观念必须接受我们的破解。这种破解的目的在于 :引导我们从“天人相分”“人神不杂”的礼制秩序向“天人合一”“人神杂糅”的生活本源的回归 ,而将我们带向当下的本源的生活领悟。     

略论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的关系

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几乎是同时在上个世纪的80至90年代自西方进入中国大陆人们的视野.近二十年来,在各自的领域里,学界已有不匪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这两者之问的关系学者们探讨得很少.探索他们的关系对于这两者在中国本土的健康发展是相当重要的.试图从历史及发展的视角厘清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的联系与区别,从中寻求两者之间的良性合作与交流.     

二元工业化结构构建的原则与模式

二元工业化是在城市工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现有的地(市)、县(市)和乡镇为依托,构建并发展广大农村的工业园(或产业园),有效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人口聚集,推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并实现农业产业化,达到城市与乡村和谐发展的目的。二元工业化结构的构建必须以产业化为基础,以实现劳动力转移为根本,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为目标,通过工业化(或产业化)过程最终建成高、中、初三级城市模式,达到解决二元经济问题,实现二元向一元、同质的现代经济转换的目的。     

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

新、老制度经济学在逻辑起点和起点范畴、核心范畴、逻辑主线及理论构件等方面都各自有一定的特点,更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主要表现在逻辑主线和理论构成的方式上。新、老制度经济学逻辑主线是方法意义上的主线,一个在明,一个在暗;老制度经济学并不是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而目前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呈现出开放的、松散的特点。老制度经济学是一个“保护伞”,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共识集合”、一个“集众多学科于一体的企业”,总体上,二者之间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脉传承的。     

浅论藏族当代作家贡卜扎西诗歌的抒情艺术

本文探讨了藏族当代诗人贡卜扎西诗歌写作的抒情艺术。认为它以抒情为生命,具有抒情的主观性,并艺术地化物为情,化理为情,使之成为诗人感情燃烧的、特有的、精美的产物。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实质和思想基础、皇民化运动的发展阶段、皇民化运动的内容构成、皇民化运动的社会危害性等。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驾驭社会主义经济的能力是党执政能力中的重要基本能力。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应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以提高执政能力为保证,带领人民群众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逐步把东北建成现代化、区域化、国际化的经济发达地区,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极具活力的增长区域。     

苏曼殊思想新论

由于苏曼殊思想的多维性,研究者多认定其为革命家、启蒙主义者或佛门高僧。其实,苏曼殊思想有一个渐进定型的过程。他曾是披发长歌的革命者,也曾试图以体现西方人文精神的浪漫主义诗歌启蒙民智,更努力向佛门高士的目标迈进,而他最注重文学家的自我身份定位,最终不是以政治、启蒙或宗教的力量,而是以艺术的审美的力量参与了中国审美现代性追求的文化工程,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建构。     

图像与思想的互动:饕餮纹内涵的转衍和射日神话的产生

饕餮纹是中国上古艺术史中最为常见的表现题材。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与文化认知方式,它的意义存在于历史当中并随着时代和文化的迁替而变化。有商一代,作为祖神象征符号的饕餮纹与其转衍形式——龙纹、鸟纹构成了青铜器纹样独特的图像志景观。两周及秦,随着政权的变更以及祭祖仪式中心从宗族庙堂向家族墓地的转变,饕餮纹、龙纹和鸟纹在指向意义上也发生转衍:前者逐渐被塑造成“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恶人或异族首领形象;后者则被统治阶级合理地加工改造,其中,龙纹逐渐成为统治者最高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符号;而体现商代宗族组织结构的“十日”庙号制度也被一个“太阳鸟”的观念所取代,汉代羿射九日神话的产生,正是这一历史变迁“神话化”的象征隐喻。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思考

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还充当了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的角色。而在不完全市场下,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必然出现的一个“外部性”问题。因此,必须有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不进行管制,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