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翻译教学的根本途径。要在翻译教学中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必须根据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和教学对象的实际需要，从认识论的角度确立一个明确的、能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三大原则的翻译理论教学体系；同时，翻译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将翻译理论的传授与学生的翻译实践紧密地合起来，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巧去解释和论证学生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使学生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从而对整个翻译活动获得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论《源氏物语》与狂言绮语观的关联

产生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狂言绮语观盛行时期的《源氏物语》,深受中国文学,尤其是<白氏文集>的影响.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有着难以割离的渊源关系,两者都针对文学被指斥为"妄言"或"虚言"的压力,极力为文学"真"的意义及文学的特殊价值辩护,从而维护文学创作行为的正当性.围绕《源氏物语》而展开的关于"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是狂言绮语观同一种构思的两个极端.从某种角度上说,狂言绮语观的受容史与《源氏物语》的批评史互为表里,从而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狂言绮语"源流考

自日本康保元年(964)起,"狂言绮语观"逐渐成为平安中晚期的重要文艺思潮,进而发展成为中世文艺思潮的主流,在近世和近代也有过不可忽视的影响."狂言绮语观"源于中国唐代诗人自居易的《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839)和《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840).在这里,白居易在反省自己那些有违于儒教传统和佛教戒律的"狂言绮语"的同时,又以"世俗文字之业"和"狂言绮语之过"可转为"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的本愿,肯定了"狂言绮语"的存在价值."狂言绮语"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风格,盛行于中国唐代中晚期.以纵情声色为表象的唐代新风尚的形成,将一种推到极致的"自然"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南宗禅的盛行,提倡"以染为净"和"大染欲"的密宗的兴起,可被视作"狂言绮语"的源头.     

长江经济带水足迹字典序优化配置研究

针对长江经济带日益突出的人水矛盾,基于水足迹理论,构建基于人口数量的流域水足迹字典序优化配置模型,并提出水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指数模型,综合辨识人口结构对长江经济带水足迹字典序优化配置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人口总量对水足迹字典序优化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类活动强度是影响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指数的关键要素;基于人口数量的流域水足迹字典序优化配置方案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本质上反映了城乡基础设施及产业结构的空间差异状态。该配置方案还具有人口就业结构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产业用水效率的空间差异状态。     

两类单叶解析函数族的第3项系数估计

主要研究复平面C中单位圆盘U上的α次的殆β型螺形函数以及α次的β型螺形函数f（z）的第3项系数估计,所得结果推广了已有的一些结果.     

“雷阳文化”考辨

“雷阳文化”以“雷阳”命名,有必要先对“雷阳”的概念加以梳理。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刺史陈文玉疏请改东合州为雷州,雷州之名始于此。但海康之名出现比“雷州”要早。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南合州改为合州,并将由汉置徐闻县数次更名为齐（隋）康县,合州分置齐（隋）康县（今徐闻县）和海康县（今雷州市）。海康县名始于此。唐宋时期,海康县也曾叫过海康郡。那时县郡之称经常变换。直到元代以后才不称为郡。     

音“清”为美——陆机音乐美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二

陆机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存在尚＂清＂倾向。这种音＂清＂为美思想的产生,主要受音乐审美的历史传统与魏晋文人尚＂清＂的时代风尚的影响。音乐之＂清＂的美学蕴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音色的清亮,情感的清悲,品格的清雅,意境的清真。     

企业科技人才雇佣关系内容维度的实证研究

不同样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企业对科技人才提供的回报和期望的 贡献都是多维度的概念。企业对科技人才提供的回报有三个维度,即尊重科技人才、个人成长和物质回 报 ;企业对科技人才期望的贡献也有三个维度,即专业素质、认同组织和奉献精神。这些维度与以往文献 中针对其他员工群体的研究结果既有相似性,也有独特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绝大多数样本企业采 用平衡的雇佣关系模式,即工作导向型和组织导向型,但也分别有1/8左右的样本企业采用两种不平衡 的雇佣关系模式,即投入过度型和投入不足型。     

房地产税的改革:香港地区经验与制度构建

香港地区和大陆地区都实行土地国有制度与土地批租制度,其房地产税制度是世界上比较完备的地区之一,它的房地产税在保有环节主要体现为物业税和差饷税。借鉴香港地区房地产税模式的相关经验,从征税范围与纳税人、计税依据与税率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来完善大陆地区的房地产税制度,以此来解决大陆地区的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现象。     

大众传媒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问题探析

大众传媒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协调、价值规范的功能,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的内在规定性及传播规律和传播形势的必然要求促使我们应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但在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进入一些误区,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强引导,对大众传媒进行科学定位与分类,搭建新的传播平台,使其成为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强大阵地,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具有强大号召力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