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贸易壁垒对广西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法律对策

随着关税等传统壁垒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减弱,绿色贸易壁垒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保护措施。广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农产品出口近年来遭受了绿色贸易壁垒的打击。广西应采取完善国际性的环境保护公约内容,完善国内的环境保护立法,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系列标准,完善外商投资规则,加速绿色食品的生产,积极起诉明显带有歧视性的绿色贸易壁垒等法律对策。     

在政治哲学视界中洞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就其本质而言,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要义是探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的、真正永恒的和持久的因素或关涉何谓最好的政治秩序的问题。然而,在人们习惯称为“历史”的东西被称为时代的精神之后,对当前社会生活的特定“趋向”及其历史起源问题的思考,几乎取代了对永恒和根本问题的思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似乎也难以发现还有机会提出政治方面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真正属于当代,这个问题只有从思想上超越了现时代的那个本质性维度去领会才有可能。马克思对哲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澄清了那些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为基本的问题。     

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上)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     

可转让信用证研究--UCP500第48条解析

可转让信用证以其优势在中间贸易中广为使用,UCP500的第48条对其进行了详细规定。可转让信用证转让的最终决定权在银行,通常只能转让一次。对可转让信用证的修改接受与否,通常由第一受益人决定。中间商可根据第48条的规定隔绝最终买方和卖方的联系,并通过修改信用证赚取差价。可转让信用证对第二受益人风险较大,可通过增加转让行的责任来减少该风险。     

论素质教育的价值基础及其自由意蕴--教育价值论视阈下的素质教育新探

素质教育是一种建构性的教育理想,是价值范畴,而非科学的事实性范畴。为此,我们应从教育价值论的视角来给素质教育定位。理想的教育价值取向就是使教育对所有评价主体有价值,因惟有自由才是人所共有的价值理想,所以,素质教育要成为一种理想教育,它就必须遵循自由这个价值取向,要以促进自由为目的。简言之,自由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价值方向。     

中国近代私营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

本文在介绍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近代私营企业对其社会网络的构建,包括近代私营企业与政府及官僚的关系、与帮会的关系、与商会的关系、与客户的关系,以及宗族关系和乡土关系等,阐释了近代中国私营企业对特殊年代的特殊社会资源的充分运用。     

论孙权

孙权承继父兄之业,年未弱冠而有江南,封王称帝,为政50余年。他善于用人,尤多御将之能。善谋大局,两手对山越,能屈能伸对曹魏,最终以武力把刘备赶出荆州。善于施恩,文武大臣愿为其用,甘为其死;善于用威,不用鲠臣为相,不置长久性军帅,地方上实行军事统制制度。立法严峻,刑辟重切。拓疆土,开发经济,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晚年,政有多失。两次试图整顿吏治,皆因所用非人而失败。     

论"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根源及影响

“新帝国主义”的内涵包括两个层面:新帝国主义理论以及根据这个理论制定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新帝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它要用美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种美英统治下的新秩序。从实质和根源来看,“新帝国主义”是在冷战后垄断资本加速向外扩张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表现形式,它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从现状和趋势来看,“新帝国主义”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必然遭到世界进步人类的批评和反对,它最终是要失败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迄今为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明显不足。文章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其不朽之作《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本文从司马迁对商业都市经济的描绘及其重商观念、财富观念、流通观念、经营理论、货币理论等方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度阐析。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