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利益相关者管理——新经济下的机会与挑战

"股东至上主义"是盎格努--萨克逊体系公司治理模式的核心,但是它却忽视了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从而给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管理悖论.而在知识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条件下,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同合作情况对企业的经营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于是,利益相关者管理逐渐受到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视.虽然通过利益相关者管理可以实现企业长期价值的提高,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成都市郫县友爱农家乐现状剖析与发展思路

兴起于90年代中期的"农家乐"这一旅游方式,应合着产品多样化旅游市场整体发展节拍,迎合了城市居民大众旅游消费需求,加速了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为充分发挥旅游业关联带动作用形成一个新的突破口.位于成都市西郊郫县的友爱民俗旅游村(原名农科村)是全国农家乐的发源地之一.从1995年至今,其农家乐旅游发展迅猛,经营户数已由最初的5家发展到104家,年接待游客30余万.2000年,全村旅游创收1000万元,人均年收入2.5万元,比四川省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的农村年人均收入3600元高出6倍,提前达到小康水平.因此,对该村农家旅游的开发现状进行分析评价,探索其进一步发展思路,对各地农冢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广西崇左市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

2003年撤地设市以来,崇左市依托自身优势,采取多种措施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取得喜人的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专题研究,认为:就崇左市实施走出去战略而言,政策是关键,利益最大化是原动力,服务业是优势.     

迪尔凯姆和韦伯关于社会解释范式之比较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迪尔凯姆和韦伯解释社会所依赖的路径和视角之不同来看待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而笔者认为,尽管迪尔凯姆和韦伯在社会学的整体方法论上迥然不同而导致各自解释社会的范式也有明显差异,但他们终因社会学的学术范畴走到一起.因此,本文拟在分析二者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沟通二者的桥梁,为避免新时期社会学方法论走向两个极端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思考.     

当代“印穆”对话探究

在反恐战争背景下,为缓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日益紧张的关系,促进南亚地区稳定和安全,印、穆之间的宗教和文明对话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分析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试图探讨印穆对话的可能性,以及其面临的主要阻滞因素,指出印、穆双方都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更新思想,通过政治、教育、宗教等改革积极推动印穆对话的顺利进行。     

晚期维新派科技兴农思想论要

晚期维新派的科技兴农思想主要有：创设农业机构,兴办农会,以主持农业改良;办农业教育、出版农学书刊,以传播农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和新式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采用新式机器、加工农产品,以改进土货质量;引进、推广良种,以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述思想对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催生了上海农学会的诞生和《农学报》的刊行;推动了中国农业教育的勃兴和农学知识的传播;使一批外来物种得以在中国引进;促使中国农具开始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向发展;推动了中国农业由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型。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与美国全球安全战略

我国政府已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确定为21世纪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之一,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是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研究美国未来介入台湾问题可能的深度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走向,对于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过程中确定科学的斗争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及其完善：以广东为例

文章分析了广东省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改革政策和实施情况。广东省基本实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人人有书读”,但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入读民办学校的比例依然较高,入读公办学校的歧视依然存在,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不能彻底消除,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起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