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信任水平测度指标及现状

公民政治信任水平对政府合法性的强化、民主政治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综合考察,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信任的水平处于匮乏状态.然而,匮乏不等于危机,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证的角度,政治信任危机的说法都不成立.     

钱学森创建的“工程控制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54年钱学森在美国出版<工程控制论>一书,创立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新的技术科学.1955年钱学森归国之后,积极推动工程控制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逐渐使这门新兴学科在国内形成为健全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体系,对中国现代高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持,推动了中国系统科学的发展.     

信用评级的监管依赖与改革评析

本文从制度发展实践的历史角度分析了美国等在监管上对信用评级依赖的简要过程及其原因和目的,探讨了监管依赖导致评级行业的繁荣和具有不成比例的市场影响力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这一严重后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综合梳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一些国家和国际监管机构针对评级行业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弱化监管对评级依赖的政策选择与可行途径。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就业岗位开发:再就业工程的治本之举

再就业工程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供求矛盾,即劳动力供应大于劳动力需求,就业岗位严重短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突出矛盾的办法是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力开发就业岗位,缩小劳动力供求差距.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经济、确保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就业弹性;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拓展就业空间.     

历史街区旅游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研究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存在多元利益主体。在分析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地方政府、社区居民、旅游经营商、旅游者等旅游利益主体利益指向的基础上,阐述了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关系紧密的旅游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研究了旅游利益主体间矛盾解决的对策,即提高旅游利益主体的素质、加强对旅游利益主体的监管、构建旅游利益主体间理性沟通的平台、建立健全旅游利益主体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旅游利益主体外的第三方力量的作用等。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与对策建议

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主战场。我国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已成为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虽然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较多,本文仅从经济体制、行政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相关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改革和完善体制、推行"一主三化"发展战略和制订各县域特色经济总体规划的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制度是现代契约法为践行契约正义而对契约自由进行的归位性限制,其存在领域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范围并不具有对应性,民生依赖和公共政策需要才是产生该制度的直接动因。在实务和学理认识中,应将强制缔约和其他性质法律关系的区别予以澄清,对强制缔约的学术分类进行科学认识有助于准确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