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

1940年后,由于华北各根据地陆续颁布婚姻条例及妇女动员的广泛开展,以女性主动提出为特征的"妻休夫"离婚现象急剧增加。从公私两个领域和传统、革命、性别三个视阈切入,可以窥见这一婚姻变革现象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民族战争、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妻休夫"现象所呈现的婚姻自由诉求、抗战需要与乡村习俗、家庭与社会稳定需求间的颉颃,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政策,从支持"妻休夫"重新转变为以维护稳定为主的婚姻政策,以适应情与法冲突下乡村社会实态和军心稳定需要。通过跳出传统的"压迫-解放"框架,将各根据地乡村女性的存在、婚姻、情感的多重考察与乡村传统、民族战争、革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能够客观阐释战时华北各根据地女性婚姻变革及妇女解放的实态及意义。     

论口译中翻译笔记的度的掌握

口译是翻译活动中的一项极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对译员的要求也非常高。论文在阐述了口译中翻译笔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主要探讨了在连续传译中译员对翻译笔记所应该掌握的尺度：即既要认识到笔记的重要性，记好笔记；又要认识到笔记只是辅助，在翻译过程中，更应该注意在激活图式结构的帮助下开发大脑对讲话内容的整体把握和理解记忆。只有这样，在笔记的帮助下，口译员才更加有可能做到在理解之后更加准确、全面地翻译。     

中国古代(先秦)已经有了辩证逻辑(科学)吗?

虽然<周易>是一部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辩证思想的光辉著作,但辩证思维、辩证思想与辩证逻辑(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周易>中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根本不是辩证逻辑形式演绎系统;在距今2500-3000年的我国奴隶社会时期,根本不具有创建辩证逻辑形式演绎系统的条件.因此,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只有辩证思维、辩证思想,没有辩证逻辑科学.     

建构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必须澄清的一些理论问题

为了建构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必须首先正确理解如下几个理论问题:1.关于数理辩证逻辑的名称问题;2.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问题;3.辩证逻辑能够不能够和应该不应该形式化问题;4.非形式化辩证逻辑与数理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5.正确区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问题;6.数理辩证逻辑与数理普通逻辑的关系问题.     

浅谈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的出现使人类正迈入一个全新的＂网络时代＂,它使大众文化资源和潜力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发展,并且激活了大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但是与此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如虚拟化的挑战、多元化的挑战、开放性的挑战等。     

西安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地域特色研究

模糊的建设目标，非根植性的规划模式，急功近利的建设速度等致使西安新农村建设羁绊丛丛。针对西安新农村建设所存在的问题，结合西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基础，明确提出了西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体系，归纳总结了近年来西安新农村建设的适宜模式，并初步提出了提高西安新农村建设规划综合效益的改进策略，以期高效推进西安新农村建设的有序开展。     

萨特的意向性概念：内部否定

在萨特看来，现象学的意向性原则指的是意识必须关涉某个异于自身的东西，意识与对象在本体论上的这种“异于”或否定关系，是使得意向性得以可能的前提。在现象学的视野下，人的所有经验和认识都被视为一种意识行为，都具有意向性。因此，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否定关系其实就是使得一切经验和认识得以可能的前提。正是为了解释这种否定关系，萨特提出了意识的内部否定概念。本文将阐述这一概念的含义，它所确立的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以及它在萨特整个意识理论中的作用。     

关于逻辑真理是否可错问题的再探讨——兼复梅祥同志

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是不可错的.真理可分为科学真理和逻辑真理,前者是有关思维具体内容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后者是有关思维形式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亦即正确思维形式的真理.由演绎逻辑系统所揭示的各种有效式(恒真式)也即是逻辑真理.逻辑真理乃是客观事物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的正确反映.逻辑真理是不可错的.逻辑定理和逻辑真理不可混同,只有那些确实是恒真式的逻辑定理(它们是逻辑定理中的大多数)才是逻辑真理,并非是恒真式的所谓"逻辑怪论"的逻辑定理就不是逻辑真理.逻辑真理是不可错的,逻辑定理是可错的.     

区域国土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评价

区域国土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 ,构建了以国土资源为主导的“P- R- Ev- Ec- So- Sy”复合系统 ,通过分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 ,建立起区域国土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就评价方法进行了讨论。     

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及其与东亚、西欧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在1260家样本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平均为43.67%,而其投入的现金流平均只有39.33%,就是说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有4.34%的差异,两者的比值为0.890。在三种终极控制股东中,家族企业投入了相对较少的现金流量,却取得了相对较多的控制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偏离达到了49.16%。同时,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和东亚、西欧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