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的判别分析与聚类分析——兼论政府层级效应与“温州模式”

一、引言中国幅员辽阔 ,各省区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相对而言 ,在一个特定的省份 ,或者更进一步 ,在一个特定的地区 ,其不同的县市之间的差异就会明显缩小。道理不言而喻———这些县市在自然条件、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模式和力度、历史文化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更多的共同点。若以一个省份内的各县域经济作为考察对象 ,很可能会出现聚类现象 ,即具有相同或相似经济特征的县汇聚成群 ,群与群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异。我们想知道的是 ,如果某些县在被管辖的政府层级上存在差异 ,那么…     

邓小平四川藏区民主改革思想与实践

民主改革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协商方式,领导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及劳动人民,开展以废除奴隶制或农奴制、消除剥削压迫、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建国初期,邓小平等依据民主主义的任务,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采取协商方式、实行宽大措施开展土改的构想。再经总结,提升为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载之宪法,成为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改造部分民族旧社会形态。即使采取协商方式开展改革,也有可能遭到反对。针对叛乱,邓小平确定“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方针,组织群众,平息叛乱,保障改革、坚决改革。在改革上,邓小平及时作出指示,引导改革顺利开展,确定“发动群众、上层协商”的改革方针。“发动群众”表明改革依靠群众;“上层协商”反映用“赎买”施以改革,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造方式。文章通过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依靠谁改革,以及如何对待叛乱的分析,阐述了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认识,也是邓小平解决部分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理论成果。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促进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然而过度的资源开发必将直接危及当地生态安全。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其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关系着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全。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寻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以期切实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转基因动物应用的研究进展

综述了转基因动物在基因表达调控，家畜改良与育种，动物模型，生物反应器，异种器官移植方面的应用。认为随着转基因动物研究中难关的攻克，它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农村股权社会化流转的新探索

近年来佛山各地农村在固化股权、现金配股或扩股、股权合理流动等方面的探索创新 ,推动了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 ,促进了农村股权市场化、社会化 ,为农村股权社会化流转奠定了基础 ,但目前还存在阻滞农村股权社会化流转的一些障碍 ,因此在推进农村股权社会化流转方面要确立确保农民既得利益的原则 ,设立机构 ,有步骤有方法地把原有的股权推向社会化流转     

在网络环境下提升继续教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远程网络教育已成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本文针对继续教育,以现代学习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构造了一个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方式模式;论述了构建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方式的理论依据、内涵与意义、网络环境的功能与优势等,并进行了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探索。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nsity on local firms' intangible resources investment and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A case from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been known to generat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domestic industries through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direct effect of FDI by investigating whether FDI intensity benefits local firms by enhancing the lo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environment. We argue that due to the inadequate IPR environment in emerging economies, local firms' intangible resources investment can be negatively related to firm performance. Further, we suggest that FDI intensity can improve the local IPR environment, thereby enhancing the appropriability of local firms' intangible resources investment. We fi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our arguments by examining 70 semiconductor firm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6, and we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impact of FDI intensity on the local IPR environment.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战略的发展:复杂环境下的“协同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经历了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过渡阶段,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再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经济完善阶段。同中国企业战略环境的变迁相匹配,中国企业战略也经历了防守型战略阶段、进攻型战略阶段和分析型战略阶段。在计划和市场并存的过渡型环境阶段,中国企业更多地是对外部政策环境的被动适应,在政策不断宽松的前提下获得相应的各项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环境阶段,中国企业面对日益凸现的市场机会,更多的是对外部环境进行积极的回应,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做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还是民营企业的战略转型,都体现了战略分析导向这一特征。     

生态环境与平地瑶传统文化的变迁

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形成是多种要素的综合体,生态环境因素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与内容。平地瑶迁居平地后,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其传统文化也逐渐发生重要的变化。本文对平地瑶传统文化若干方面的变迁进行探讨分析,进一步说明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克隆转忆人”真的当求吗？——兼与韩东屏教授商榷

韩东屏教授试图通过“克隆转忆人”技术，实现“永生不死”的梦想，但“克隆转忆人”即使技术上可为，也未必当求。因为“克隆转忆人”并不是人们追求的此生永在。由于肉体和精神的分裂有可能滑向身心二元论、不断地自我重复移植不仅有可能消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还违背了新陈代谢的根本法则。“克隆转忆人”技术的实质是对自然生命的“限定”、“促逼”和“强求”，使新生个体处于不自然、非本真状态，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