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广西破除产业转移滞缓瓶颈之策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下滑,FDI流量减少,这大大影响了东西走向的产业转移。然而,由于北部湾经济开发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获得了多项政策优势,如多个保税港区、园区获得批建。基于此,广西在新形势下要破除产业转移滞缓的瓶颈应该做到：培育民间经商投资意识,拉动民间投资;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优惠政策的最大使用价值;利用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积极推进企业重组;营构健康的金融资源配置服务体系。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理论

索罗模型提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而20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并不总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据林左鸣研究理论的观点,广义虚拟经济因素在新经济时代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改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加入了广义虚拟经济因素.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出改进的经济增长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新经济增长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我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一系列民生理念和民生举措,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生观.总结这段时期我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历史经验,对于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觉浪道盛的“庄子托孤”说

明末僧侣觉浪道盛著有<庄子提正>一书,认为庄子虽然诋訾尧孔,却实以"正打旁敲"的方式矫正儒家弊端.其著书立说也意在辅助六经,以阐发"慎独"、"致中和"之旨.道盛甚至提出,庄子的真实身份乃是儒家孤脉的传承者,他不得已寄身于道家,意在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来传承和光大儒家宗脉,此即所谓的"庄子托孤"说.身为江南明遗民的"导师",道盛提出"庄子托孤"说,其实暗含着明遗民存孤救亡的志向,也因此在遗民中引发极大反响.然而,道盛以庄子为儒家教外别传的观点,实为唐代之后以儒解庄思路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中不乏牵强附会之处,且作为一种"六经注我"的阐释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庄子>本义,但由于在阐释过程中注入了强烈的生命体验与主体精神,从而使得<庄子>焕发出另一种鲜活的生命力.     

卷贝对活性污泥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微生物的群体组成是决定生物处理系统降解污染物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利用软体动物门腹足纲微型动物——卷贝进行活性污泥减量的应用研究基础上,本文利用醌指纹法分析了活性污泥被卷贝摄食前后的微生物的群体组成.结果表明,在500 ind/m3~5000 ind/m3密度范围内活性污泥中卷贝的存在对微生物的多样性及种的均匀性没有明显影响,从而为生物法减量活性污泥的污水处理系统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生态政治对传统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绿色挑战

生态政治标志着新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的产生,引发了政治实践与理论领域中的绿色面向与变革。在政治实践领域,以绿色非政府组织和绿党作为两个积极的环境行动者,在行为模式和组织原则方面进行了绿色尝试,反映出其中所发生的绿色面向;在政治理论领域,通过对政治场所的扩大和新政治成员的引入、对政治概念的绿色引申,以及对政治思想的再解读,形成了对政治理论传统的绿色变革。     

论尼采哲学为生命辩护的审美向度

“上帝”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直以来都为西方人提供着终极关怀与死后的慰藉。“上帝”之死导致了最高价值缺位,撇下西方人在一个缺乏意义与充斥着荒谬本质的世界上独抱孤怀。在尼采看来,科学与道德都无法为生命提供终极的价值关怀,只有艺术,传承了神话的精髓,将人的生存审美化并为人的生存提供永恒、神圣的指引。     

新体育课程下高师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的改革

通过问卷调查和文献资料研究等方法,探讨新体育课程对体育教师的素质提出的新要求、目前高师体育教师专业化课程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教育专业如何围绕新体育课程的需要确立培养目标、设置专业课程、编写新的教材、更新教师教学观念等的改革构想.     

彝族习惯法中的祖先崇拜因素刍论——以伤害耳罪为例

祖先崇拜作为彝族的崇高宗教信仰制约着彝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彝族习惯法关于伤害耳罪的规定,是受祖先崇拜制约而产生的习惯法.法理通教理,教理制约法理.对彝族地区立法必须考虑到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才能避免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法冲突,是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的前提.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