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与西方现代性危机

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最基本原则,由理性主义衍生出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即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现代人内在的知识冲动和精神冲动,即对本真性的追求;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冲动,即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平等.理性主义及其衍生出的这些内容在构建西方现代社会中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最本质的表现为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理性主义存在的三种状况是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这三种状况分别为理性的有限性、理性发展的偏差、理性的僭越.     

启蒙之重与文化之思:新文学的节俗描写

当中国新文学家肩负启蒙的时代重任进入文学创作的时候,节日习俗便成为其透视国民性的重要场景.以鲁迅、沈从文、老舍为新文学中习俗/国民性的典型表现者,他们以丰富的节俗叙事传达了一个时代的愤懑情怀、深刻的文化焦虑和现代人性之思.同时,由新文学节俗叙事所承载的时代之重,也映照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症候.     

我国地方政府信用档案建设研究

政府信用是当前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议题.政府信用档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监督政府、评价政府、治理政府失信和激励政府守信的物质基础.在信息化环境下,地方政府信用档案是可以独立于传统档案而存在的数字化档案体系.系统论的分析表明政府信用档案是由开发应用子系统、信息技术子系统和管理保障子系统组成.档案开发应用子系统是一个目标应用体系,由档案馆藏、监督管理、信誉评价和科学研究等元素构成,信息技术子系统是一个信息处理体系,由数据归集、数据交换、数据比对和数据储存等元素构成;管理保障子系统是一个运行保障体系,由法律保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标准保障、资金保障、人才保障等元素构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及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商业实行扶持和帮助的政策,以及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边区私营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繁荣,对于保障边区日用品的供给,改善群众生活,发展边区经济,打破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的三重内涵及其史学意义

＂史＂字出现不久,就有史官、史事与史书之三重内涵。＂史掌官书以赞治＂的传统,不仅培养了史官积极参政的职责意识与审慎的记事态度,而且还有助于形成绵密的记事制度。＂史＂具有史事的义涵则与上古时期人类祭祀、狩猎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这对中国史学形成重人事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记事的成熟和文献史料的积累,先秦时期的史书既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记事体例、编纂方法以及自觉的文献批判思想。＂史＂的三重内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价值。     

现代性与他者

现代性的他者是人为理性秩序的他者;作为人为理性秩序的对立面,他者既呈现出否定性的价值,也蕴涵着一种肯定性的意义和积极的潜能;在现代社会思想、社会理论中,在将现代性于总体倾向上当作一种可欲的价值目标和将它首先看作是一种值得反思的经验性问题之间,曾有过几度变奏,与此相应,对他者意义的认识也几经变化;对现代性危机的当代反思或将导致虚假现代性的终结,带来真正的解放现代性的扬帆起航,而解放的现代性则将带来他者的解放.     

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及其后危机处理的经历再次引人注目.1990年日本的资产泡沫崩溃后,股市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90年代因此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基于这一历史,一些人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能会持续10年或更长时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此次各国政府出手快、国际协调有力,当前的金融危机肯定会比90年代日本的危机更快得到解决.上述观点孰是孰非?本文就日本90年代的经验教训,做一浅析.     

北宋时期中日民间交流新探

古代中日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交流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政府间交往密切,民间交流也十分频繁.宋朝建立以后中日民间交流进入又一个高潮期.本文主要根据新的历史资料,对两国民间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进行论述.     

城镇化: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背景论析

城镇化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实施城镇化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选择。我国现有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城镇化的成本与效益等因素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依据。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府要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中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搞城镇化建设的做法,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科学干预、合理引导,从而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展,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背景。     

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的农民主体性特征及其时代意义

进一步研究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及其时代意义,是当前我国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分析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人手,指出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始终围绕农民为主体,同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改革所面临的严重的主体缺失困境,对其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