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研究

探究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推进高校依法治校,促进高校和谐管理正日益成为高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方面。从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的管理应当以构建和谐校园为目标,正确认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把握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原则,探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道路。     

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二种为例

公私收藏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后简称<乡局记>)抄本二种是探讨徽州村落文书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珍稀文献.根据对两种抄本的作者、内容异同及其史件价值的具体考证,<乡局记>是程氏管理上溪源村落的实用手册,它详细记录了上溪源村落的社会组织、山林经济、佃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清代前期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徽州,对村落文书的抄誊辑录,除了留底以备后用之外,村落文书的保存,也是为了进一步编纂村志做准备.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之编纂,具有准村志的性质.在适当的情况下,村落文书也常供官府修纂县志时采辑之用.     

国内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综述——现实启迪、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

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上,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以协商为取向的四种理性思考,并对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政治作了多维的理论探索.关于中国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和基层层面的民主恳谈等的性质判断和发展趋势,则是观点纷呈,分歧较大.方向的选择、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建构,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研究和实践正方兴未艾.     

侵权法的现代发展与我国侵权法的制定

现代侵权法在理论依据、体系构造、归责原则、损害赔偿等方面与近代侵权法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工业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责任保险、社会保障制度的广泛推行,现代侵权法也面临新的挑战.我国侵权法的制定,因应侵权法的发展趋势,应当首先在宏观上着重解决侵权法的立法目的、侵权法与债法总则的关系、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如何规定、侵权损害赔偿与责任保险、社会保障的关系等问题.     

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

家庭结构的维系和变动受到三种行为的影响:一是分家、分爨行为,一是生育行为(生子数量),一是迁移流动行为.无论传统时代,还是当代社会,分家、分爨是家庭结构变动的核心推动力量.分家、分爨这一行为又受到家庭制度、经济、社会和人口四类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在社会的不同阶段对家庭的"分"、"合"作用有所不同.在中国则有三个重要不同时期:一是传统私有制时期,家长控制家庭经济,家庭成员以家庭就业为主,分家受到抑制;二是集体经济时期,土地成为集体财产,家长权力缩小,分家变得相对容易;三是集体经济解体后的当代,家庭成员的非农流动成为趋向,子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大于亲代,分家成为子代所主导的行为.     

论罗钦顺的心性观

心和性是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中一对最核心的范畴,对心与性及心性关系的深入分析构成了罗钦顺哲学的心性观.罗钦顺在其积几十年之心力反复推敲潜玩而成的主要哲学著作<困知记>中开宗明义说的就是心、性关系,心性观是其整个哲学逻辑结构的思维重心和论证主题.罗钦顺的心性观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在禅学泛滥、心学崛起的明代中叶首开批驳阳明心学和禅宗佛学之先河.     

发展观的发展与30年中国改革主题的转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理论经历了生产力提高型发展观、制度创新型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种不同的形态.这三种发展观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制度的变革)以及人和他自身的关系问题(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社会发展过程又必须循序渐进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用发展着的发展观来逐步地解决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监测预警范式研究

目前为止中国产业安全主要集中于实体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尚未有对保险业安全的研究,本文试图以世界保险业与中国国情为背景,从范式角度研究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监测预警体系.     

论历史调节机制

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最基本的历史调节机制,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构成人类历史得以维系、延续和发展的永恒纽带和基础。当然,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的调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都不可能是单独起作用的,必须综合运用上述历史调节机制,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

古代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君权"。这一特征与以色列民族古老的律法观念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以色列民族的传统中,律法来自耶和华的启示,具有神圣性。国王则与百姓一样,是律法的遵行者,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君权神授",而且其权力被认为是耶和华出于百姓现实需要的一种宽容,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传统认识的长期存在,是以色列民族立国后长期存在的以氏族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决定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因,使得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也为"申命派"史家和先知们对民族诸王的评判奠定了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