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和西方不同,在近代中国,除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外,还存在着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社会制度方面,前者主张全面改革甚至革命,后者主张维持现状或少许改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方面,前者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后者主张认同、维护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联系往往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如此的因果关系.一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在文化上可能是激进主义者,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反之亦然.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时应坚持如下几个方法或原则: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或原则;二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或原则;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或原则.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

纵观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个曲折进程———自觉不自觉地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尤其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问题———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中体现自己的特色,实现自己的创新。为了能展示这一特点,本文想通过以下四个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来加以证实,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动论。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手段的选择、确定问题及改进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效的政策执行手段对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意义重大。通常使用的政策执行手段有五种,政策执行手段具有某些作用特性。选择、确定合适的政策手段,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手段选择、确定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改进。     

会计信息质量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会计信息质量的失真直接影响到一个单位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会计信息失真、企业诚信缺失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障碍。运用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关系来分析由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

继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认知转向".奎因的"认识论的自然化"是这个转向的开始,而认知哲学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则是这个转向的基本目标.因此,从语言转向到认知转向,是哲学认识论的形而上研究向科学化研究的转变.     

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及缘起

实用理性的僭妄和非理性思潮的泛起,造成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具体而言,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的生成,是感性实证认知方式、市场经济负面影响、西方社会思潮误导、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机制滞后等原因所致。以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兼具人文精神批判与重建的文化启蒙向度。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资金瓶颈的解决措施

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是必然的,但我国中小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本文分析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资金瓶颈的几点措施。     

社会研究范式的三次转变

社会科学经历了三次重要转折:一是从朴素的社会学到自然主义社会科学的转折;二是从单一社会学学科到并列、多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的转折;三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从分立的社会学科群到系统的社会科学体系的转折。系统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是社会科学的未来走向,将最终确立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     

企业家从政经历、参政身份与高壁垒行业的进入

企业家政治关系能帮助企业获取资源,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私营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来源政治关系对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作用,实证结果发现,源于从政经历的政治关系更具"嵌入性",有助于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其正面效应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增强;源于政治身份的政治关系更具"市场性",无助于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其负面影响也并未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