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心理学:环保行为与环境价值

21世纪伊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与公众所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环境保护心理学应运而生。从2000年至2005年的5年中,环保心理学已经呈现出作为一种新学科的发展趋势。通过阐释其基本思想,通过对“环保行为”和“环境价值”的分析,文章介绍与评价了有关环保心理学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长期沿袭的自上而下单一行政治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外部性的整合机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从而陷于“治理真空”。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湖北省杨林桥镇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管理和自我整合的事例,说明社区自我整合可以将村民的动员式参与变为主动式参与,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和节省治理成本。对于正在变化中的农村来说,外部性国家整合与社区自我整合都是不可或缺的。     

大体积混凝土掺矿粉的试验与应用

矿渣微粉可以改善砼的性能,提高砼密实度,改善砼的和易性,并且可以降低砼水化热,增进后期强度、提高抗腐能力,尤其是磨细矿物掺合料对碱一集料反应的抑制作用。作用辅助胶凝材料的矿粉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大学生创新卓越人才培养的课内外联动机制——基于机械类专业的实证分析

经过对第一、第二课堂之间不能协调等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了大学生创新卓越人才培养的课内外联动机制,以此优化人才培养的路径。通过将大学生课外创新活动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的体系设计,丰富教学内涵,实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课内外一体化联动机制的“多级深化”,不断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成才,在开放性学习模式中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     

基层食品监管工作问题及建议

基层是食品监管工作的前沿阵地,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市场监管存在如监管依据缺乏、技术支撑水平有限、监管队伍基础薄弱、人员激励机制缺失等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提高基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是完善食品监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需完善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强化基层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提高监管队伍的监管基础,完善激励保障制度,推进智慧监管等。     

体制化“空转”： 发展悖境中社区工作站运行的组织行为分析——以S市X社区为例

社区工作站作为承接政府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型社会组织,似乎并未真正摒弃行政化积弊及普遍性怠政现象,凸显出事实与价值背离的发展悖境态势。在当前新工作情境下,社区工作站无论是窗口、街头还是社区,其实都呈现出无工作负荷的“空转”状态,并彰显惯习性运作的体制化印记,而体制化“空转”的致因逻辑又在于情境暗示效应下的规章制度软性约束、街道办“示范效应”及社区工作“应付法则”。对此,有必要由情境反思予以解悖,从“干净的石板（clean slate）”出发,在政策原点上破解社区工作站的运行困境,尝试社区工作站的机构撤并及职能删减,以摒除社区公共服务工作中本不该有的体制化“空转”状态,力促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的不二取向。     

内幕信息重大性标准探讨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打击内幕交易以来,不同法律规范对内幕信息定义中的首要因素--重大性的规定越来越混乱,尤其体现在具体如何选择理性投资者标准和价格敏感性标准、对证券价格“可能”影响”和“实际影响”及其列举的方式与项目方面。通过比较法视野下抽象式、列举式和综合式三种立法方式的分析,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和具体国情,建议兼采价格敏感性标准和理性投资者标准;明确主观敏感性标准;完善内幕信息列举事项,包括科学分类和改进已有的内幕信息事项,从立法上加以明确与改善。     

制度与能动：论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具有范围最广、角色最重、作用最稳定等特征。强制度和强能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及其配置的均衡协调是组织工作和组织部门取得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党的组织形式和干部体制对组织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组织工作的实施主体则通过积极的工作策略长期保持优势地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组织工作在制度和能动这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规范性的制度支持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在对干部党员的规范进一步向“德”偏移、组织手段的刚性约束以及工作覆盖面和职能的进一步扩大。而能动行动方面的相对不足,则可能导致腐败滋生和干部的不作为、多元社会对组织工作权威性的削弱以及刚性制度对工作韧性的挑战等问题。新的能动建设策略要强化激励保护功能,包括确立三个“之家”建设的重要地位,将人才工作作为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使组织工作更加公开和透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