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期刊的综合评价方法研究——主成分分析法

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和目的,通过对各种期刊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了期刊评价中单指标的局限性和主观因素的影响。文章采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科技期刊进行综合评价,并给出了相关的评价结果,最后指出主成分分析法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内容。     

手风琴音乐民族化过程中的创作特点

手风琴艺术魅力无穷,在各国民间音乐和歌舞中广泛流行,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如何将它的潜在功能和丰富的表现力挖掘出来"洋为中用";在手风琴音乐创作和演奏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手风琴界作曲家、演奏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众多移植创作的手风琴民族音乐精品中,将中国特有的民族音乐风格和西洋曲式和声相结合;将手风琴固有的演奏技巧与模仿民族器乐各类技巧相结合,形成新的更具魅力的风格和技巧,已成为手风琴音乐民族化过程中的创作特点.     

名人家风模因及其参鉴价值——以钱学森为例

当前,重构家风、重塑家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名人家风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家风文化的重构与重塑起着引导与带动作用。钱学森为钱王钱镠的第三十三世孙,其父母的嘉言懿行和良好家教、钱氏家族重学明礼的优良传统以及历代钱氏才子俊杰的激励与带动等都构成了他引人称颂的家风文化与家风模因。在大家族的传统社会演变为小家庭的现代社会,对钱学森家风模因的研究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生物技术国际立法路径变迁及对策研究

通过分析生物技术国际立法路径变迁趋势,描述了生物技术国际立法之间的关系,并对比了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为代表的财产性条约体系与以《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为代表的共有性条约体系,TRIPS强调对技术所有者的保护,CBD强调对资源所有者的保护;认为生物技术国际立法逐渐显出统一合作趋势,日益重视利益平衡原则,对国内法的制约和影响也有所增强;中国需要积极参与生物技术国际条约的制定和执行,提高国内生物技术企业研发能力,增强在条约制定和修订中的发言权。     

在回忆体验中塑造鲁迅 ——论《益世报》对逝后鲁迅的独特认知

鲁迅逝世以后，《益世报》充当了北方作家纪念鲁迅的重要场所，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及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分别从战士的鲁迅、非战士的鲁迅、值得捍卫的鲁迅几个角度对鲁迅展开认知，彼此连接，共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

王逸《楚辞章句》的传本不同便异文迭出,因而,对《楚辞章句》异文进行校勘疏证非常必要.明隆庆五年(1571)豫章朱多火奎夫容馆重雕宋版《楚辞章句》本(简称夫容馆本)是海内公认的善本,历来为《楚辞》校勘界所推重.清乾隆十五年(日本宽延三年《1740》)日本学者庄允益曾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单行本(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其文字与海内传本多有不同.今校庄本、夫容馆本之《离骚》部分就有异文一百十七处.勘比结果,庄本的讹误率大大低于夫容馆本,特别是它的王逸注文部分,的确朝“独存王氏之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笔者以为庄本的校勘价值(尤其是王注部分)应在夫容馆本之上,治楚骚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范式当自文本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实质上针对两大问题:中国古代既无"哲学"一词,更无"哲学"这门学科;近百年来自"中国哲学"学科实践,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有范式,而是一直随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变化.近百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表明,文本和范式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从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范式从来就是从文本当中来的.强调范式从文本当中来,并不是说范式没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并非否定范式的重要性,而是更着眼于范式与文本的融合性和切合性.正如经典文本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范式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面临的三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经历20世纪的发展创新,正进入新世纪.中国人民同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了.20世纪近百年的历史,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充满沧桑巨变、变革最为深刻的世纪.回顾近一个世纪中国人民所走过的路程都同马克思主义紧紧相连.尽管在新世纪的征途中马克思主义会面临着时代发展变化的挑战,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会面临着艰难险阻.但是适应时代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将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     

对直接故意特殊形态的探究

我国刑法将故意犯罪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 ,在直接故意中 ,存在一种特殊形态 ,即 :明知—必然性—放任。由于立法的局限性 ,理论界对特殊形态中的意志因素认识不同 ,众说不一。本文围绕这一问题 ,结合故意犯罪的内涵、构成要素、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 ,说明在直接故意特殊形态下 ,存在一种介乎于“希望”和“放任”之间的独立的心理态度 ,从而对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概念提出质疑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