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移民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以"开善"宗族社会为例

移民是客家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泰宁县开善上保为例,具体探讨当地早期“历史”的创造,以及先来后到的宗族如何在民间社会的环境下共同构建地方文化。文章指出,对于民间社会的早期历史来说,族谱和口头传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各姓宗族对于文化资源的创造和运用,目的都在于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地方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     

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

经比较,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县之"守"、"丞"、"守丞"的职权范围和职责内容不同;查历史文献有关记载与里耶秦简所记官制实际大相径庭;从里耶秦简本身文例分析:县之"守、丞、守丞"互见、无别.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1.里耶秦简县之"守"、"丞"、"守丞"涵义相同,意指"长官";2.秦时县一级的长官"守"、"丞"或"守丞"即行"县令、长"之实,却无"县令、长"之名.     

汪曾祺文学世界的哲学思考

汪曾祺独特的文学世界根源于他对世界独特的认识方式。汪曾祺将世界看作一个以人为本的整体,人与他者在整体的宇宙中共在,人的存在的最高价值是超越在场。汪曾祺由此而来的艺术观念从文本之内指向文本之外,他认为艺术存在于由在场到不在场的想象空间,想象是沟通在场的生活世界和不在场的意义世界的桥梁。     

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新探

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意见纷殊。但不管如何,寻探的出发点应该回到文本本身。百回本文本的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透露了极大的信息。首先,从对金陵世德堂的考证可知,《西游记》最早刻本是官刻本(区别于家刻本、坊刻本),它提示了《西游记》作者应是与朱明王朝的藩王府有着很深的关系;其次,从对"华阳洞天主人"的考察则证明,他不仅难能作为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证据,相反恰恰证明"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与百回本《西游记》刻者世德堂、序文作者陈沅之为适应当时形势,及其追逐读者市场的一个合谋的产物。最后,对百回本《西游记》文化背景的整体分析,其条条线索都为坚持"吴承恩说"的观点提供新的证据。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浅谈标准文献及其检索

标准文献作为一种重要的科技情报源,是高校教学科研的重要技术依据。为了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本文对国内外主要标准及其检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萨义德与文化批评:警惕精英主义文化中的帝国主义

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可视为文化批评的开山之作之一,作者承阿诺德传统,将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所知所思的最好的东西,进而揭示文化帝国主义怎样渗入了此一精英主义的传统文化定义,以及19世纪英国小说如何不自觉地为此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左右。文化批评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文类"(genre)概念移位和拓展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悖论

从文学史发展的内在悖论入手辩证地理解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在努力走向形而上的过程中,却越来越忽略了形而下,也忽略了文学自身,并分析了启蒙与反启蒙、道德与反道德、通俗与典雅之间的诸多矛盾。     

激进与保守的和谐--中国司法改革的中庸之道

在任何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并不一定都是十分健全的,即使原来制定的时候是健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司法制度落后于现实需要,也就会出现不健全的问题.因此,司法改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须进行的,但改革的关键是要依法进行.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坚持激进与保守的协调第一,要坚定司法改革的信心;第二,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必须遵循法治的轨道;第三,要开展广泛、深入、无拘无束的司法改革讨论.     

"效果历史"——理解之维的哥白尼革命

"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的诠释学和客观主义诠释学间的分水岭所在。伽达默尔正视了理解作为"效果历史"之实相。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以及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经典所作的不同诠释,佐证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似的自我理解的历史性判断。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的深刻洞见,开启了一场诠释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