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图式建构模式的大学英语教学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基于图式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提出文化图式建构模式,以期在增强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提高其文化能力.本模式强调学生作为主动的知识探寻者,在教师和学生的配合下积极建构、调整和丰富自己的文化图式,以便在跨文化交往中适时激活相应图式,成功进行交际.并详细阐述了笔者在其教学中实施该模式的全过程,并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禭·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

吊丧和助丧是古代丧礼中的重要环节 ,助丧活动包括、、赠、含、赙、奠等名目。本文对楚地出土的遣策和书进行排列 ,并在剥离两者的基础上 ,将楚地的丧葬简牍与礼经的文本记载进行对比复原 ,认为遣策登录的内容包括自备明器、死者生前旧物和他人三个部分 ,但又绝不只是这三者的总和     

资产社会政策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重构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近二十年来取得很大成就,其改革走向与世界趋势大体吻合。我们改革了过去国家承担一切责任的“高福利”制度,重新强调个人责任,例如引入个人缴费,建立养老金个人账户,医疗个人账户,住房公积金等等。“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保险的基本模式。这些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是围绕着个人资产进行的。不过,多年来我们并没有从资产社会政策角度对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过研究。因此,吸收国际社科界处于前沿的学术成果,从资产社会政策的视角考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浅谈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个人取得年终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新政策“漏”出负效应区;二是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返还手续费使用管理有漏洞,应尽快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实现个人所得税管理的科学、规范和高效。     

家族企业网络化发展中的合作特征

传统的"两分法"并未充分认识到企业间合作的资源配置的多样性制度安排,企业网络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弥合了传统抽象理论和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企业网络能够扩大经营规模,降低交易费用和企业成本,使企业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通过构建网络关系而寻求网络化成长已经成为复杂的全球化环境下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策略.从家族企业在建立企业网络或参与网络合作时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特征出发,通过建立合作模型,对家族企业的合作倾向与合作能力做出假设,并依此对我国家族企业网络化发展特点进行分析.     

析二战结束后英军参谋部机密文件《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书》

二战结束后,前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英美颇为担忧。于是英国军方准备对西藏进行积极有效的军事援助,以遏制苏联从新疆南下。英军参谋部也因此向内阁提交了《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书》文件。英军总参谋部司令部对此文件进行了讨论,并且进行了周详的战略和战术部署。然而,由于英国议院出于财政等因素的反对,该计划被迫取消。     

中草药名称的结构分析

传统医学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中草药的名称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一部分,中草药名称既有汉语词汇的共性特征,又有其个性特征。从造词法和构词法两个角度入手,对中草药名称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是语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浅谈标准文献及其检索

标准文献作为一种重要的科技情报源,是高校教学科研的重要技术依据。为了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本文对国内外主要标准及其检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高校继续教育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的时代,也是学习型社会的时代,高校继续教育已经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在教育资源和科研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是继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的主力军。发挥高校继续教育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对促进学习化社会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应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