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质化生存到无定性交互——论影视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时性关联

不同时代文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艺术的关联通过不同的形态和途径得以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前一十七年,影视主动依附于文学,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影视创作则呈现出高度同质化趋向。二者以联动与合谋的方式,嵌入了迎合主流文艺规范的一体化格局之中。上世纪80年代前后,影视对文学或依附或背离的双向选择,根源于影像艺术的自主性诉求与现代化革新。随着世纪之交大众文化的崛起和主导型文化媒介的更替,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艺术的交互关联发生了深远变迁,呈现出多元驳杂的无定性情形。     

城市拆迁与弱势群体权益保护

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弱势群体在规模、贫困程度、潜在影响力等方面都已变得令人担忧。不规范的城市拆迁使得弱势群体更加弱势化,其知情权、话语权、生存权和选择权得不到尊重甚至被侵害。为此,必须建立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利益表达机制和规范的住房保障制度,完善对城市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新时期大学生成长环境发生了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时代要求,必须探索新的教育模式,拓展教育内容。既加强理论学习,加强理想信念、民族精神的教育,又要加强公平竞争意识、团队精神等的教育,引导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重视并充分发挥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加强队伍建设,完善保障体系,切实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羊的意象与刘成章散文创作

"羊"是刘成章自我形象的意象符号,也是其眷恋陕北的象征.在这个中心纽结下,作家一方面以陕北风情为散文创作展开的原点,另一方面通过诗意化的方式表达对土地的眷恋之情.     

成都城址选择的历史优越性

成都是一座拥有2400余年建城史和近150年建都史（不含古蜀王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其城址经过历代蜀人的艰辛开发和探索,选择在平原广阔、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形有利、气候温润、物产丰盈的成都平原中心,符合了中国古代城址选择的原则,适应了城市发展的需要,此后不断兴修的水利工程更使其锦上添花,故历经2300余年从未转移,这无论是在中国城市史还是世界城市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社会转型中的“集体主义”－兼评邓小平同志在集体主义的现代转型中所做的贡献

有人断言,集体主义会在20世纪末走向衰亡.在分析了这一预言所基的历史原因,并简述了旧模式下集体主义的负面效应后,阐述了邓小平同志为了把个人从虚幻的极左的集体主义中解脱出来,坚持用具体的历史的观点研究人,重视个人利益,进行了创造性理论构建.在充分肯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小平同志站在集体主义立场对个人主义进行了批驳,目的是促进个人与集体走向联合,达到辩证统一,这也正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现代境遇中转型的根本着眼点和发展方向.     

食品企业与消费者的可追溯信息传递博弈分析

食品安全可追溯信息的传递有效性关系到食品安全追溯功能的发挥。该文运用信号传递模型,分析了食品核心企业与消费者的可追溯信息传递博弈行为。结果表明,随着人们对可追溯食品偏好增强,提供高质量可追溯信息的食品企业增多,食品企业与消费者的博弈趋向分离型均衡。为了进一步提高可追溯信息的监管、传递有效性,提升可追溯食品市场认可度,应制定统一规范的可追溯信息标准,构建严格的可追溯信息监督惩罚机制,引导消费者充分认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功能。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能源时代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策略研究

美国针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301调查”,实质是在旧有国际经济秩序暂难破除、国际新能源秩序尚未形成和多边体制威力衰落的共同影响之下,“南北矛盾”在新能源产业上的新表现。中国应“内外兼修,长短兼顾”,对外坚持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发挥在国际新能源秩序建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维护和推动多边体制的有效运转;对内通过完善产业发展制度,调整新能源结构,制定竞争性补贴政策,加强新能源产业行业协会建设等作以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