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贤学校对山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影响研究

铭贤学校1907年由孔祥熙创办,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服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该校重要的办学思想。铭贤学校1907年至1937年在山西省太谷县办学期间,农科、工科、乡村服务部开展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社会服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山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服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铭贤学校后来的办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山西农学院的成立以及山西农业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检视与路径探索———基于传统和互联网两种样态的考察

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在信息技术和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大量发生。以新刑事诉讼法条文为基础，论题从积极保护与消极保护相结合、概括保护与具体保护相结合、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刑事诉讼四阶段保护相结合等四个层面对刑事诉讼保护个人信息进行了规范性分析和归纳。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具体设计的疏漏、公权力对个人信息权界限仍不明晰、个人信息保护与司法公开之张力以及责任追究的缺位等是检讨所在。文章试图以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个人信息权利为基点来提供刑事诉讼法保护个人信息的简要模式与注意事项。     

两条新思绪,十年迥异途——关于民族理论创新思维的一个比较

2004年,龚永辉教授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和马戎教授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相继发表,代表着两位作者对民族理论仿苏成分脱离我国实际的共同忧思;后者引发了“去政治化”思潮,也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前者默默推动本职所在的学科建设与课程改革,取得了精准“滴灌”的分形建导成效.十年之后,马教授和龚教授又相继发表文章并形成对话,展现了两条求新路径的巨大差异:一个在包容转换中螺旋提升,且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无缝对接;一个在跨越意识形态失利之后,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奥秘就在思维方法上的分形与整形之差.     

原生态舟山锣鼓艺术本源探析

舟山锣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项目,在打击乐中独具特色,知名度非常高。文章试从原生态舟山锣鼓的历史起源、发展历程、艺术特征、演奏技巧等方面进行论述,重点放在原生态舟山锣鼓艺术特征的本源探讨,以期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舟山锣鼓,为今后的舟山锣鼓保护、继承工作提供艺术基础材料。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衡问题一直存在,而且区域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运用结构偏离度和就业弹性两项指标,比较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差异以及二者的协调性问题.结果表明:三大地区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且还呈恶化的趋势;中、西部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一直大于东部;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不仅都为正值而且越来越小.第一产业仍存在剩余劳动力,尤以西部地区为甚;与此同时,第二、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就业空间,但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均在下降.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英诗汉译的最佳关联性解释——以《白朗宁夫人爱情十四行诗集》汉译本为例

诗歌翻译如果要取得最佳语境效果必须使得原作和译文达到最佳关联.通过介绍关联理论及其与翻译的关系,阐明了该理论中的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特别是"弱势暗含"对诗歌翻译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选取《白朗宁夫人爱情十四行诗集》的汉译本为语料,分析探讨该译本中的特殊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结合关联理论进行阐释,证明了关联理论对于英诗汉译这一特殊的语言交际形式具有很好的解释和指导作用.     

农业商品化与家庭农场的功能定位——兼与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比较

现有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社会转型和农业商品化的需要,由此使得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成为必要。相比于其他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其劳动和资本的合一使得家庭能够在农业种植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对比和参照分析,不仅能对家庭农场本身的功能进行定位,也能获得对其他新型经营主体功能的新认识。     

河源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析与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分析遗产的地域、类型分布等特征;并实地调查了河源主要景区的客家文化利用现状,着重提出河源非遗资源的民俗节庆活动模式、舞台演艺开发模式、旅游商品开发模式、客家文化氛围营造四个方面开发遗产资源。当前,河源正着力打造“客家古邑”的城市形象,而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提升和传播该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太平洋科学会议及其对民国时期科学发展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太平洋科学会议兴起,旨在联合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开展资源调查和保护等,增进太平洋沿岸人民的友谊。欧美国家及亚洲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均成为永久组织太平洋科学协会的会员,并实行轮流举办制。中华民国自第三次东京会议开始正式参加该会,并争取到会员国地位。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该会的资源调查和研究,在林学、气象学等科学研究上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通过参加该会,推进了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进程,并对当时中国地质学、植物学、海洋学等地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国际科学界的新思潮如天然纪念物保护也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