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的霸权性及其对全球利益博弈的影响

国际利益博弈源于国家之间需求的碰撞,自1970年代起,全球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表面的"美金→石油美元"转换后面,是美元信用来源的"实际财富抵押→暴力抵押"的转换;该转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即"美元/全球资源资产"与"美元/美国国债"的双跷跷板结构。美元成为世界利益博弈的核心。2012年,美元进入第三个"17年大周期升浪"和临近"5年升值小周期",世界由此进入"美元升/全球资源资产贬"的格局之中。     

达米特的演绎辩护思想

达米特区分了演绎辩护问题的三个层次:演绎论证的句法有效性的辩护、演绎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辩护以及演绎推论如何可能的辩护。第一层次的演绎辩护不存在问题。就第二层次的辩护而言,分子论语言观是其语言哲学前提,从基于分子论语言观的意义理论出发,借助于可靠性或完全性的语义学证明,可以构造一个演绎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辩护。第三层次的演绎辩护问题主要是演绎推论的有用性的辩护,它要求以承认真与真的认识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间隙的意义理论为基础。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所允许的这种间隙过大,难以说明语言理解和语言学习;而彻底的观念论意义理论所允许的这种间隙又过小。达米特认为,解决第三层次演绎辩护问题所需的意义理论,就真与真的认识的间隙而言,它应比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小,而应比彻底的观念论的意义理论大。达米特的演绎辩护思想揭示出意义理论对于现代逻辑的重要影响。     

地理区位、城市功能、市场潜力与大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和成长动力

地理区位差异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异,并决定了城市功能差异性和互补性,而地理区位差异的有限性决定了城市竞争关系的存在,互补与竞争的空间作用构建了大都市圈内既相对稳定又动态优化的层级结构体系,推动大都市圈成长。区域交通格局优化则进一步促进市场潜力扩大和城市功能转型升级,后者又进一步强化大都市圈的空间集聚、成长动力和空间结构优化,提高整体发展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大都市圈成长动力主要包括区位动力、结构动力和市场动力。     

要素分工论

当代国际分工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源整合。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要素参与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中国应努力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提升企业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和全球化经营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政治动员初探(1925-1949)

江淮旅沪同乡会是苏北旅沪移民社团中规模最大的同乡团体,其理事长亦是上海青帮中势力颇大的头目。中国共产党在与江淮旅沪同乡会打交道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利用同乡、亲属关系,对该社团的核心人物进行动员,进而影响整个团体的政治态度;国民党的独裁、腐朽统治,加速该社团倾向革命;挖掘江淮人讲义气的性格特质,顺利实现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动员江淮同乡会,并不是肯定同乡组织及青帮;解放后,这类组织被逐步消解。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的尝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回到海德格尔

在海德格尔的全部学术思想发展进程中,始终同步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之道路和双重思想构境——"克服形而上学"的争执性思想场域和"绝弃存在"的本有诗性之思境。克服形而上学,就是在重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开启的第一开端中,超越性地让存在者归基,即重新扎根于作为其真实根据的存在。"绝弃存在"这条全新道路的基石却是被打上叉的存在,即"存有"(Seyn)历史之思,在这条没有了理性炫目之光的幽暗小径上,打开一切存在的涌现和用在性将为存在之弃让所替代,解蔽之真理性认知和逻各斯之主导性追问生成的抽象聚集,将为存有的基础性追问中的真理本现和归隐所取代。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中,根本不存在断裂式的思想转向,只有一个海德格尔!只是这个海德格尔在对希腊原初本原之境的双重返回中,同时置身于"第一开端"的形而上学之路解构之战和在"另一开端"的本有之思中的道说本现之中。应该说,海德格尔在两个思想构境层中的辛苦努力都是一贯到底的。     

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下)——古腾堡在近代中国

三清末民初编译、书写的西洋历史书籍及有关文类,虽然一般都称道古腾堡印刷术的贡献,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对比,但并没有将古腾堡印刷术导源于中国,尽管个别人曾将火药、罗盘这两大发明归于中国西传。然而,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并没有一以贯之。特别是在20世纪     

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语言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存在着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在其研究范畴、对象和方法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疑问和混乱。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语言经济学实质,促进中国语言经济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1)语言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话题,主要在于语言自身的经济属性,即语言(技能)是一种人力资本,(官方)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社会)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2)要区别"经济"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经济学是"‘语言’的‘经济学’"与"‘语言经济’的‘学’"两者的总和;(3)语言经济学研究要注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语言及相关问题上的运用,而非停留在概念的使用上,在方法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而是作为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5)语言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组成部分,与教育产业也存在着交集,在语言产业对经济贡献度的具体度量上,不能拘泥于单一指标,要多方面综合考察。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关系的蜕变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河北省地方组织间关系大致经历了友好合作、磨擦与反磨擦乃至名存实亡的加速蜕变过程,斗争范围从根据地扩大到敌占区,斗争内容从政治、军事扩展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缘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历史的积怨和猜疑的积累等因素,国共关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国民党将反共从文攻升级为武斗,迫使中共不得不奋起捍卫民族和革命利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加剧了两党对立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削弱了民族力量,对抗战大局造成了不利影响。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