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面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忧虑便普遍存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在期望战后的世界不要完全不同于战前的秩序。战前的迹象表明,人们同时也在作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尝试,在历史学家中,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德国学界的国际交往在继续,并且呈扩大的趋势。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友谊变成了仇恨,不仅针对敌对国家,也针对它们的历史学家。战争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两种文化间的战争。一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历史学家立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即不论战前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分歧多么大,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都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战争,尽管这些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在一边,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突出。然而,毫无疑问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支持与反对战争的双方之间,分歧与一致同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战争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很小,历史学家都不愿接受战争带来的新的现实。一战后,德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发生联系;由于抵制变迁,德国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和国际学术界无关。     

美国妇女研究的发展

妇女问题研究在60年代末成了美国教育和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学者们涉猎这一领域的问题要早得多。妇女问题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早在19世纪便进行了,20世纪初也曾开设过有关     

12世纪前中央亚细亚草原的鞑靼人及其国家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史集》为研究蒙古人统治之前中央亚细亚草原上鞑靼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拉施特丁认为,蒙古人统治之前中央亚细亚草原地区的居民以突厥部落为主,其组织"结构"为6个鞑靼人国家。本文以鄂尔浑和叶尼塞河流域突厥如尼文碑铭记载为依据,参照汉文史籍、敦煌和波斯手稿等的记载,探讨了9—12世纪在甘肃和新疆的广阔地域内活动的鞑靼人及其政权、9世纪上额尔齐斯河流域基马克人及其部落联盟的形成与鞑靼人之间的关系。     

17世纪前期喀尔喀右翼在西藏的活动

本文主要依据<五世达赖喇嘛传><清内阁蒙古堂档>等藏、蒙文史料,通过考察喀尔喀右翼的关键性人物阿海岱青和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在西藏的活动,探究17世纪前期喀尔喀右翼与西藏关系的历史原貌.指出在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部崛起之前,喀尔喀右翼在与西藏的关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这一以往蒙藏关系研究中所忽视的史实,揭示了17世纪前期在西藏复杂的政局中蒙藏关系发展的另一端.     

蒙古古代建筑艺术中的色调

各种色调,自古以来就是建筑艺术中积极的装饰手段之一。在蒙古的建筑艺术中,颜色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蒙古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是在特定的自然气候条件下,遵循着一定的艺术传统、颜色心理作用及象征意义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蒙古的自然界,有着非常丰富的色彩和色调组合,它们促进了蒙古民族色调的形成。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的有机联系以及与空间上的统一,正是由色彩决定的,在建筑物的表面上积极地涂以各种颜色。     

12至13世纪的蒙古人及其政权

地理环境在蒙古高原形成其独特的历史和文明方面非常重要。蒙古高原广阔的山地草原构成世界两大文明区,即中亚绿洲文明区和从多瑙河延伸至中国长城的欧亚草原文明带的一部分。很久以来,蒙古高原就处于世界交通的交叉口。两条大动脉,即伟大的丝绸之路和又叫草原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走廊,将蒙古高原与东西文明中心地区连接起来。游牧文明的出现是对中亚那个特殊地方自然地理挑战的合理回应。     

图像和原型与智能手机对生活世界的遮蔽

智能手机的图像制造能力给本真生活世界的表象造成了威胁。这种威胁被认为在全球出现并且无处不在,在视听和文本图像方面,它用数字生成的表象取代了本真生活世界的特有表象。对于这个问题,大约一百年前,胡塞尔就借助于形式化数学的概念进行了描绘,他认为这是对本真的非形式化的数学生活世界存在的遮蔽,并因此是对前形式化的数学生活世界存在的遮蔽。然而更早,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经典阐述,他认为,真理问题与表象(幻象)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原型图像性的非表象和图像的表象之间的对立被原型和图像的表象之间的对立所取代,而存在与非存在多元化的显现排除了关于真假表象之区分的明证性知识。在展现和代现中,胡塞尔对客体的直接被给予性进行了开创性的洞察,在柏拉图对谬误之真的表象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诸幻相和图像意识进行了补充性描述。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阐明了表象的根本性起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它是如何显现的。然而,智能手机的幻影给世界的真正表象带来了扰乱,致使在今天的技术干扰来临之际,现象学尽管拥有最为强大的能力,却中断了世界显现的道路,并且因此中断了它的表象自身。     

伟大的十月与苏联民族学

70年前,我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进程中建立了新型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法令曾经宣布,各民族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律平等。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实际上是极其复杂的,因为俄国各民族的社会结构不但各不相同,而且类型不一,阶段各异。为了保证各个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利和相同的文化发展机会,必须帮助更为落后的民族摆     

人口流动对基督教全球传播的影响

基督教流动人口是基督教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在基督教存在的前五个世纪,广泛的人口流动将基督教变成了全球化的信仰。广泛的人口流动在其它主要的世界宗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就基督教来说,流动可能是这种信仰固有的因素。基督教超越罗马帝国成为全球性信仰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跨国界的领袖们、俘虏、难民和流浪者、商人是人口流动的四种主要类型。虽然,东部教会传教的成功是短暂的,但是东部教会在第一个千年形成的移民传教模式无疑为21世纪的基督教提供了典范。基督教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再次全球化,基督信仰作为新的中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某些地区出现,表明"人口流动"在基督教全球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比以前更加明显。当代基督教的全球化与早期基督教的全球化在发展道路上有很大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基督教的全球化仍将主要依靠流动者的行动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