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日常生活世界：与中学生谈学习方法

中学生所学习的各种知识 ,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原型 ,从日常生活中理解知识是一条好的学习方法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儒学话语对哲学话语的积极涵摄

无疑,儒学在当代已经遭遇了被西方哲学话语 所宰制的命运。在国外,儒学被翻译成西方文字之 后,使得西方人只能够在他们的语境中理解儒学,儒 学被曲解、误解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在国内,一方 面,儒学的经典著作出现了大量的现代汉语译本,越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生生”与“生态”的哲学追问

"生"字的背后隐藏着一切认识论、知识论、本体论或存在论、生态论哲学的最高机密。生的哲学、生生的哲学的意蕴非常丰富。是"生",让我们存在,让世界活脱脱地在我们的面前呈现,让万物是其所是而成为它最本己的自身。作为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生生"把物的存在及物的运动的最基本特征与最内在的秘密都包容了进去。离开作为它存在的基本条件的"生生",物不可能形成它的整体感。天道即生道,或物道、人道。物的存在通过生生而使它自身不断创新。每一个物的内部、每一个物与他物之间都广泛地存在着生态,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生态化的结果。人活世间,每一件小事、每一个俗物都是属于我的存在,体现着我的关系,构成了我的小生态。道德学与生态学也可以被整合到一起。     

哲学的中国方式：追寻、反思与心态分析——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的生成性研究

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问题的提出,始终与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之类的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还有自己的哲学方式.在创写中国哲学史及其哲学学科范式创新要求的背后,潜伏着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自卑心态.中国哲学的创新及其学科范式的确立是一个自然发生与客观选择的过程,具有生成性和历史性,不能被人为设定.人为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实际上是把哲学等同于科学,是一种形而上学.过早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反倒不利于哲学创新.应该在哲学发展中解决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问题.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的创新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论、存在论问题,它必然受制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体,其成熟与完备必须依赖于现代化在中国的成功和中国国家力量的真正崛起.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虚与实——论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最初确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帝国确立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但统治集团的标榜、口号与其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并非完全一致。汉武帝及其以后,儒学始终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代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儒术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所起的作用。     

劳动: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从现代性批判到后现代憧憬

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现在人们多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劳力、劳务、劳役。导致人们鄙夷劳动的根本原因是现实世界中异化劳动现象的大量存在。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其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之对抗的力量。异化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只有当劳动与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劳动才能成为一种快乐,潜藏在每个人身体内部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发挥。我们在劳动中生成,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被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艺术和手工艺运动",尽管能够使人们找回与自然的亲近和友好,但毕竟不可能是未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