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三性说”与反形而上学哲学转向

“三性”的有机统一是通达佛性本真的根本途径 ,是宇宙构成由单一转向丰富的必然过程。“遍计执自性”是人们对名言、自相所表征的现象世界的执持 ,似于一种迷恋于普遍有效的、本质一般的形而上学追求。一切有为法 ,表象世界的产生都是有条件、有原因的 ,是因缘生成的 ,因而是依他而起的。“向着事情本身”、回到真实的反形而上学呼声似乎是对“圆成实自性”的回应。本真毕竟是真 ,终归要克服和超越任何主客二分、物我对立的形而上学企图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之维

“发展”一词原本并不是中国哲学的固有概念,而是一个伴随西方现代化而输入中国的外来语,它的形成应当与盛行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线型进化史观密切相关,在当今实际生活中它似乎已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普适性的价值追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是对西方人的现代发展观最精辟,最生动的概括。古代中国“终始转移”的创     

宽之为德——儒家恕道工夫之一种

宽德是儒家爱人、行恕的必然要求。君子为人处事,应当宽以待人,容得下异端,并还能够正视异端的意见。中道精神也为宽德的形成保留了空间。态度宽容,则会赢得别人的爱戴和拥护。居处尊位应当爱人如己,始终把宽厚作为行事的根本原则。但对待横逆之徒,也不能放纵,而远离儒家之恕的原则性。天道博大、宽广,值得人类取法。地德深厚广大,承载万物,无选择性、无差异性地供养土力。人道之中,原谅别人、理解别人、同情别人则构成宽德。宽的工夫在内,而不在外。人要善于忽略不计,必须"大其心"、积气、养气。但儒家行宽,有根有据,绝不姑息不仁不义、乱仁乱义的人与事。     

差异、本质与辩证法的误读——本体论对认识论的抗争

世界上每一个存在物都是具体的,抽象的物只在理念中存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共性,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归纳法被推崇至极端,便导致本质主义的灾害,看不到存在物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尽管这一思维方法对社会关系的确定、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的背后却暗藏杀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感性的人的忽略及人的全面异化.其实,也正是那些被共性和本质所遗忘的特殊、差异才使一事物之所以是一事物的根本原因.对差异或本质的偏执,都是对辩证法的误读,也曲折地反映了后现代哲学的本体追求与现代哲学认识论之间的对立.     

时间的哲学

西方哲学里的时间有两种主导的表现形式 ,一种是容器式的时间 ,如古典哲学。另一种则是绝对主观化的时间 ,如康德哲学。但是 ,继康德之后 ,柏格森、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已开始朝着一种趋近人性、趋近人的生存的方向转变 ,而呈现出与中国哲学相通汇的态势。中国哲学里的时间始终与人生实践相联系 ,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源于阴阳创世之说的中国人的时间意识 ,演绎出了中国人特有的“终始转移”的历史理念。当这种历史理念进入意志世界的时候 ,又建构出中国人那种乐观向上、否极泰来、生生不已的人生信念 ,直至塑造出忍耐、宽容、豁达、圆通的民族品格。时间是人的一种内感觉、一种设定。时间的连续性、序列性与“想象力”之间有密切的关连。在根本上 ,时间是无化 ,历史是无化 ,“我”是无化。     

“意志自由”及其归无、入禅的终结——一种对叔本华的解读

叔本华哲学中的“意志”是存在世界及人的本质所在,“意志”是在根据律之外的、高于人的理性的东西。它决定世界的表象,是世界的推动力量。而这个意志又是自由的、万能的。意志自由不在人的个别行动中,它只存在于存在本身,它要经由人的“自我意识”、“看透个体化原理”之后,归“无”、入“禅”,才能达到那个超验的、绝对的存在本身。而这正是与作为东方智慧的佛教禅宗的自在独立的精神本体相沟通的。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建构于特殊人文背景下的人性——杜宝性格论

运用人物性格的有关理论原理,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牡丹亭》中杜宝的性格进行重新阐释:他是一个既有家庭责任感的严父,又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忠臣;在他身上,积淀着中国数千年流传不息的文化意识,正是这种意识,充当着扼杀丽娘的"刽子手"。     

儒家"和"理念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内涵与规定是多层面、多方位的,每个民族对普世价值的形成都可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有责任、有能力为普世价值的形成提供有益的参考坐标,进而真正促使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孔门儒学最先提出"和为贵"的思想主张.对于生活在现代性背景下的人们来说,重新诠释、彰显宏扬和的思想观念又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和的每一层面的精神主旨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进而能够为医治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利益中心论、人性异化、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在内的现代性病症提供别样的参照维度,甚至还可以发挥新奇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