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概念的存在论诠释

目前中国哲学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能够面向经典,挖掘并梳理古代思想家的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但历史描述有余,义理论证不足,儒家、道家、佛学的生态学思想经常被表象化、肤浅化、人格化或伦理化。哲学家应该从形上高度去建构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为物之生生奠定逻辑支撑,聚焦于物自身的存在状态、物为什么能够生出来。所以,存在论意义上的生生之道应该是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通行的“生态”可解释为“生的状态”、“生生的状态”。宇宙万物都处于生生的状态,生生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本特征。因为生生,世界才呈现为不断延续的过程整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的易,指物自身始终以运动的方式存在着,是当下物自身朝着自己而生发自己、出离自己的不断涌现。于是,“生生自庸”、“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天地以生物为心”之类的哲学命题才能够彰显出深刻的哲学意蕴。     

孟子“仁心”的本体论阐释

哲学始终绕不开本体论,本体论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本体并不是什么神圣而不可企及之物,本体就是物自身。语言构成了世界,造就出社会。语言的最后界限是物自身。孟子“四端说”中,“恻隐之心”是“仁”的苗头,最为源始,它超越于一切现实计较。“不动心”是要泯灭认识论上的所有差异繁复。因为心动,则生发出世界的千差万别。通达于仁,则必须“求放心”,即收回已经放逐于现象世界的心识,不为外在诱惑所迷,而直击物自身。相反,浸染在现象世界里的东西越多,便不可能获得本体的绝对与永恒。仁人即是获得本体领悟的人,他有真正的勇敢,他连什么是害怕都不知道,因而是无所畏惧的。     

白朴词考论

对元代白朴词《天籁集》进行初步考察,对《贺新郎.喜气轩眉宇》系年进行探讨,并结合其散曲作品,对其＂抛家南游＂的原因加以分析。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本体论

海德格尔哲学中,人通过对存在的领会而存在的特殊存在方式被规定为生存。此在生存着,对此在的分析构成生存论。历史、历史性及世界都因为此在的生存而获得自身的存在。能在规定着此在生存的本质,只要此在生存,此在就必定以能在的方式成为它尚还不是的东西。生存规定着此在的存在,能在构建着生存的本质。死亡是生存的另一种方式,生存即是死亡,存在与死亡没有之间。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本体论在把抽象的人还原为活生生的人的同时,也解构、摧毁了人的精神与价值世界。     

新民与亲民--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问题

"新民"指使民众觉悟更新,而"亲民"则指使民主富足安顿.如何恰当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或隐或显地成为历代统治集团的棘手问题.作为基本治国路线,二者谁先谁后,秦汉之前似已有定论.从<尚书><诗经>,到<管子><论语>董仲舒都在强调先富后教、由富而教.惟有贾谊侧重于"教"在"富"前,更强调道德教化与政治因素在领导人民、管理社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宋明时代,亲民与新民的关系一度发生动摇,朱熹径直用"新民"解"亲民",所凸现的是亲民的内圣方面与内在特性,而王阳明则主张亲民就是"安百姓",着重突出的是亲民的外王方面,即如何使人群民众的生活能够安宁祥和.     

“意志”的本体论建构及与东方思想的沟通——重新解读叔本华

叔本华是第一个对“意志”作出本体论阐释的哲学家。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 ,意志是表象世界的根据 ,却又超越于时、空和因果性 ,存在于“根据律”之外。意志是第一性的 ,认识是派生的 ,意志永远高于理性。意志在自身———客体化———客体化的否定过程中实现着自己 ,完成对存在世界的决定和推动。叔本华的意志既有西方柏拉图的理念传统 ,又具东方梵佛的精神特质。人只有在如同大梵、佛禅的意志自由境地里 ,才能理解、达到意志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与人忠”:儒家之忠的横向维度——以《论语·子路》篇“樊迟问仁”为例

儒家的忠是立体的,不仅有纵向之维,即臣对于君、个人对于民族国家,也有横向之维,即不同个体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有侧面的,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的人对于天道,因而包容性极大,所涉范围远不局限于政治生活。孔门儒学中,忠的首要含义就是对待别人、与人相处应该尽心尽力,无私而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樊迟问仁,孔子回答"与人忠",便已经将其上升到人之为人的普遍品格高度。君子爱人,是爱别人,最起码要对别人忠。忠为君子之一德,不必非权臣、要宦之专属。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人际通行的道德价值,还表现在忠与信、恕的合德及它与知、仁、勇、善、恶的关系上。孔门儒学一向以文、行、忠、信为立教宗旨,忠居其一,显然是常人生活在世的德性准则与伦理要求,正因为面向了普通人群,儒家的教化宗旨才有可能实现它的普世价值与永恒意义。     

夷夏之变与文明超越——春秋公羊学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春秋》中,衡量夷与夏的重要标准不是地域、民族和国家,而是仁义礼法。但诸夏衰微,乱象纷呈,而吴楚夷狄却一步步趋近于礼义道德,于是便有孔子"中国亦新夷狄"的忧患。近现代以来,却发生了另一种夷夏变局。中国落后于西方,但中国的古代文明方式本身却并非一无是处。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让西方人掠夺全球资源,因而把整个人类带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古代中国的漫长发展却始终只靠自我积累,没有凭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扩张,也没有给别人带来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文明方式从来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未来中国,仍应该坚持正道,守护文明,探索更先进、更可持续的文明方式,自觉选择不称霸世界的发展道路,不做夷狄,不做强盗,而继续做"君子国"。     

"五始"的时间政治建构与道义价值诠释——以公羊学"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

公羊家提倡改制,"元年春,王正月"寓意新王即位当更元建始,以示禀受天命、王权合法、一统于君.重新纪年,赋予其"天地之始""岁之始""人道之始""政教之始""一国之始"之义,倾注以王道正义的价值理念,传递"天下更始""成与维新"信息.从"天端""王政"到"诸侯即位""境内之治",隐藏的是王道逻辑.《春秋》"王鲁""据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