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对民歌的认识——以冯梦龙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民歌再度兴盛,引起文人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序跋、笔记、评点中对民歌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他们将民歌与《诗经》中的《国风》相提并论,将民歌与文人诗文、戏曲进行比较,以提高民歌的地位。他们从方言和曲调两方面论述了民歌的地域特色,高度评价民歌的情真语直的特点,充分肯定民歌朴实、自然的风格。     

《水浒》忠义思想的纵向考察

《水浒传》书名全称为“忠义水浒传”,忠义思想是作家要表现的重要思想,基本含义就是忠君义友,源于汉代以后儒家的忠义观。小说通过对招安、征辽、征方腊三大事件的处理和对宋江形象的修正,来表现忠君思想,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但忠君思想与农民起义互不相容。《水浒传》对义友的表现远比忠君成功,主要受惠于同一题材的前代作品。作者在处理义与忠、孝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矛盾现象。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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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冯梦龙增补《新平妖传》的贡献

冯梦龙将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增补成四十回本《新平妖传》,不仅弥补了原书人物来历不明、故事交代不清的缺陷,而且将主要人物王则、胡永儿等妖魔化,又明确提出“妖由人兴”的观点,还补写了大量的世情故事,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     

冯梦龙的笑话搜集、整理与评点

冯梦龙编辑的两种笑话集《古今谭概》和《笑府》,差别非常明显.前者主要来源于古代典籍,侧重于文人雅趣;后者主要来源于口头讲述,侧重于民间俗谑.冯梦龙编辑、讲述笑话是因为“抑郁无聊”,用谈笑的方式来排遣胸中的苦闷.冯梦龙在讲述、搜集、整理、评点笑话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对笑话的特点与功能的系统认识.冯梦龙重视笑话的讽刺功效,所辑笑话多为嘲讽吝啬、谄媚、吹嘘、惧内、不孝、说谎等各种世间俗态,要用笑声来否定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同时也不忽略笑话的娱乐功能,他在笑话集中搜集了不少纯娱乐笑话.冯梦龙认为笑话应该含蓄蕴藉,不能过于直白.讲笑话要引入发笑,需选择适当的场合和听众.     

《金瓶梅》“独罪财色”新解

《金瓶梅》“独罪财色”是张竹坡明确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词话本的写定者和崇祯本的修订者认为财色本身存在罪恶,人是财色的牺牲品,对贪财好色的人缺乏应有的谴责与批判。张竹坡将财色的罪恶最终归结到贪财好色的人身上,他注意到贪财与好色之间的联系,将财色作为整体进行谴责,他认为财比色更厉害,《金瓶梅》罪财重于罪色。《金瓶梅》写定者与修订者“独罪财色”的创作动机,在小说中基本得以实现,但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金瓶梅》客观上暴露了人在追逐财色的过程中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     

文人创作与明代话本的文人化

明中叶以后 ,随着文人走入话本创作领域 ,明代话本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趋向。文人作家将科举考试、文人发迹、文人与官吏的冲突、才子佳人的恋情都写进了话本小说中。文人作家将话本体制改造得更加规范与典雅 ,题目均用工整的对偶 ,入话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正话中韵文大量删减 ,这些都渗透了文人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素养。话本的文人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宋元时期 ,话本主要反映市民的生活与思想 ;“三言二拍”时期 ,文人题材与市民题材平分秋色 ,市民已打上文人烙印 ;“三言二拍”之后 ,话本主要反映文人的生活与思想。     

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

关于稼轩词风,前人有“豪迈”、“豪放”、“豪壮”、“豪雅”、“慷慨纵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悲壮苍凉”(刘师培《论文偶记》)等各种说法.任何理论概括都是以牺牲大量的作品为前提的.仅从“豪”的一面来认识稼轩词风,显然是不全面的,南宋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云:“公所作大声镗塔,小声铿(钅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其后多有从豪、婉两方面来评稼轩词者,蔡嵩云《柯亭词说》云:“稼轩词,豪放     

冯梦龙与苏州派剧作家

冯梦龙是苏州派剧作家的同乡前辈,曾为李玉、毕魏改订传奇,并对两位青年才俊不吝奖掖与提携,还和张大复讨论曲谱与剧作。冯梦龙的文学创作与戏曲主张对苏州派剧作家产生了明显影响。苏州派剧作家受冯梦龙的启发,用苏州的历史、传说和时事编剧,直接从冯氏的"三言"中取材。冯梦龙严守曲律的戏曲创作主张和文学教化观也为苏州派剧作家普遍接受。可以说,冯梦龙是苏州派剧作家的戏曲导师,苏州派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推手。     

冯梦龙的历史小说理论与创作

本文提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不是根据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增补而成,而是冯梦龙的独立创作。冯梦龙创作《新列国志》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动机,小说结构有其独到之处。在创作中形成了他对历史小说的基本认识,要求历史小说创作要严守史实,对历史小说和故事小说应该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