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在体制转轨上不搞"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而是促进诱致性制度变革和渐进式改革;在政治制度上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上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发展战略上选择高投入、低消费与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与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现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与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需要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与优化:探索以内需为主导与外需相协调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以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转型;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体制基础;确立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市场主管效率、政府主管公平的体制模式,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塑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中国的软实力。     

WTO后过渡期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趋势与化解途径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呈现出频率增加、强度提高、覆盖面宽、影响加深的特征,表明我国进入对外贸易摩擦多发期.本文剖析了我国对外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根源,并提出化解贸易摩擦的对策措施.     

国际产能合作中的风险防控能力建设研究

国际产能合作是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高度融合的产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抓手,是我国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主要路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三,但风险也与日俱增。如何有效规避国际产能合作中遇到的诸多风险,加强“走出去”的抗风险能力建设,对于政府和企业都迫在眉睫。可以通过加强市场调研,提高风险预警和预防能力;审时度势选择目标投资区位,提高风险处理中的灵活性;建立海外投资与财产保护机制,提高风险应对中的韧性等加强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与竞争优势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国对外经贸在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我国应当从各个方面采取对策,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与对外竞争新优势.     

福建外经贸应当如何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2009年对福建无论是外贸发展还是吸引外资来说都是形势严峻的一年,福建外经贸应当如何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应采取五个方面的措施:(一)从短期来看,是如何破解难题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的问题;(二)长期对策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三)全面提升利用外资质量与效益;(四)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新空间;(五)发挥优势,实现闽台经贸合作斯突破.     

我国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与构建路径

我国沿边开放型经济体制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沿边与沿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特点,我国沿边开放型经济与沿海开放型经济发展程度具有重要差异,其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路径也存在巨大差异。本文论述了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与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差别,并提出沿边地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与路径选择。     

两岸四地"老板"行为特征比较

"老板"是中国人对店主及中小企业的创业者的俗称.本文比较分析两岸四地作为"老板"行为特征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分析其产生的文化与社会政治背景.由于两岸四地都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老板们都具有独立自主、敢冒风险、急功近利、追求财富、面向关系以及管理上的家族制及家长作风,缺乏非人际化的信用关系,企业难以成长壮大等共性.近代以来,两岸四地因所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两岸四地老板在协作精神、法治精神以及政治情结等方面也呈现较大的行为差异.     

东亚经济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

二战后东亚经济体制经历了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变,东亚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是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果。本文考察了东亚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特点,形成颇具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将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导向型的国家干预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更有效率。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塑造了微观市场主体,也为工业化的重大进展提供了市场制度保障,从而使东亚经济快速成长并跻身新兴工业化行列。     

亚太地区双边FTA新浪潮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经历了20世纪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多边合作阶段 ,进入21世纪后双边主义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主旋律。其原因是开放地区主义机制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以及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的现实需要。面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新趋势 ,中国在加入WTO后的战略选择应是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日本与德国应对“广场协议”的政策比较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巨额双赤字问题,美国政府邀请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通过了旨在使美元对主要非美元货币有序下调的“广场协议”.随后,德国马克和日元对美元均升值100％左右;面对币值大幅升值,两国因采取了迥异的政策措施而“同途殊归”.20年后的美国再次为国内巨额双赤字问题困扰,这次它征讨的对象不再是日本和德国,而是中国.面对来自美国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有必要分析和借鉴“广场协议”中德国和日本应对马克和日元升值所采取的措施,进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应对人民币升值的突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