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法与法律的区别

我国法学界围绕法的本质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而正确认识法与法律之区别,无疑是一条推动这一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的有益的新思路。本文指出,法与法律之区别在于:法是反映一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权利要求,法律则是体现国家意志要求的实在法律规范和秩序体系,由此所决定,二者在与国家权力的联系程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的性质等方面,都是不尽相同的。最后本文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关于法与法律相区别的思想,在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诸方面,同西方自然法学派二元论法学观划清了界限,决不可将二者同日而语。     

马克思论法哲学的研究方法

从实体意义上讲,法哲学是一门关于法的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的科学.法哲学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关于如何认识法的现象的规律性的方法之总和.马克思之所以能对法哲学作出巨大的贡献,这同他对法哲学研究方法把握,是息息相关的.马克思的法哲学研究方法论,是他的宏大的法哲学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的每一步进展,都标志着法哲学研究方法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因之,研究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不能不涉及他关于法哲学研究方法的阐述及其运用.一."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在法哲学史上,唯心主义法学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共同表现在于:不是忽视法的现象的客观基础,就是把这一现实基础看作是与法的现象只存在着一种偶然联系的"附带因素".他们把法的现象看     

马克思早期法社会学思想初探

在我国,法社会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创立和发展科学的法社会学,对于繁荣法律科学,促进社会学理论的深入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科学的法社会学只能依赖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正式使用“法社会学”这一名词,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法社会学无缘。相反,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法社会学思想异常丰富。本文着重研究马克思早期的法社会学思想。     

民族精神与现代司法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     

法律效益的概念分析

一、法律效益的规定性 法律的效益是法律形式主义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成为法律形式主义运动的重要根据之一。法律形式主义运动要求通过立法活动制定出来的法律能对社会活动产生实际的影响。从而表明法律是有效益的。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法律效益化,是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制的重大区别之一。这是因为。法律的效益状况反映了法律权威性程度。它是通过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来确证法律自身的价值,法律的高效化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表现,而法律的低效化则表明人治主义居于     

《论语》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问题的提起由若干片断章节汇纂而成的《论语》,竟然由此衍生出一种源远流长、独具特质的古代东方文化体系,这确乎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文化现象一方面表明《论语》本身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论语》为“母体”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系统的内在生命力。当然,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后期乃至二十世纪上叶,在近代西方文明的激荡下,儒家文化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儒家传统处于一种持久的危机状态之中。“20世纪的中国似乎完全可以成为一片荒原,成为一个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遭到非难,被迫尽全力进行自卫的时期”。这种状况似乎构成了传统     

“五四”民主精神与现代民主

"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学术恳谈会记述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纪念日。"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节日。有人说,"五四"不仅应该成为一个全民族喜庆的节日,还应该成为全民族反思的节日。此言极佳!特别是在现代中国的今天,更有必要以回顾历史,激励当今的精神来纪念这个节日。因此,本刊编辑部于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了题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学术恳谈会。现将会上部分发言摘登于后。     

政府与法律:东西方法律发展的政治机理

国家上层建筑在法律发展及其变革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是很明显的 ,并且具有多质性。这在东西方社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西欧中世纪晚期 ,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相适应 ,形成了绝对主权与法律要素有机结合的专制主义的民族统一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对理性的法律系统抱有浓厚的兴趣 ,在近代西方理性的法律形式主义产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西方相比 ,东方国家与政府在法律转型及其变革进程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在东方社会 ,拥有强有力的政府系统 ,是那些原先不发达国家迅速实现社会及法制变革的必要条件 ;而政府的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 ,往往取决于在政府中占据主要地位的领导集团的价值态度、信仰与行动方式。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的东方法律样式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着较为丰富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他们的东方社会与法律观是其经济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并且是其经济观点的有力论证 ,进而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法国、德国的思想界关于东方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思想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 ,他们对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学说模式的影响。① 而孟德斯鸠关于东方的分析又同英国人在东方 (主要是印度 )的殖民活动彼此印证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被视为西方人促进东方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其二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第一次试图把“东方专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分析。② 他们在考察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社会经济条件时 ,通常把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与欧洲经济制度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现象来进行比较研究。因此 ,他们关于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对整个东方问题的思考 ,都被置于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在这里 ,我们着重叙述A·斯密、R·琼斯和J·S·穆勒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