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触动了数以万计的年轻生命 ,此运动中最为醒目和被述说最多的是“老三届”。“老三届”特指文革开始时在校的中学生 ,又称 66- 68届中学生。他们出生于建国前后 ,成长于比较特殊的年代。文革前的“理想主义”是他们接受的启蒙教育。文革中他们的教育生涯被打断 ,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革命”的洗礼。随后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了一次剧烈的生命转折。从此 ,他们的生命轨迹发生改变 ,激情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遭遇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平淡和琐碎 ,被日复一日地消磨 ,原有的生命意义似乎…     

重返作为地点的社区——社区研究的人文视角

重视社区的地点性,主要在于地点上所沉淀和依附的文化价值,以及人在其上所构筑的本体性安全,在今天的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地点的社区具有两个特征,在社会层面,地点为群体互动提供了场所;在个人层面,地点提供了构建安全感的支点。建立于地点之上的社区文化,重心是一种地方性的意会文化,它具有日渐生成性,同时由多重社会过程所建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物质性空间的建造和地方意义的生成,意义诉求是行动的指引。当凸显社区中的“地点”意涵后,可以更清楚看到在科技、资本等所推动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治理中,地方性意义的变化/失去的过程,同时,社区中的“地点”意涵也为重新找回社区的意义感提供了路径。     

非自主回忆：普鲁斯特论个体记忆的社会性

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提供了“社会性”的视角,但没能深描个体创造社会的过程。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虽然也包含“社会性”维度,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呈现出社会与个体混融的社会形象,其中,不仅有社会的限制和引导二重性,还有个体的主动适应和创造：社会也内在于个体,个体也非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个体的创造离不开社会环境。这源于主客融合的立场,在这一视点下,普鲁斯特的社会形象不是二重性,而是多重的,甚至有无限可能。社会是在个体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丰富的形象,社会的无限可能性蕴含在个体的创造过程中。     

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但仍然面临一些质疑.笔者以为已有的质疑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之一,探索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及其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思考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一条较为有效的路径.本文通过阅读《费孝通全集》,试图梳理一些相关概念,探索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特征及其形成,阐述他对社会学的期待,回应社会学所面临的质疑并探索未来社会学的可能路径.     

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中的主体性研究

费孝通晚年提出社会学需要在人的精神领域进行耕耘,走出"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局限。他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将主体纳入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讨论主体的过程中,费孝通提出的"意会"概念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西方社会理论中一直存有的结构和能动的二元对立问题;他又从"心"这一概念引申出"将心比心"关系的意涵。费孝通是在"文化自觉"的关怀下探索"我"和"心"的问题的,这应该是未来社会学的主体研究格局。他注意到主体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不过对主体的关注还有所不足。在学术上探明社会和个体间各因素作用情况,需要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视角"。关注主体在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增进文化自觉和促成文化转型的实践世界中也颇具价值。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立足于哈布瓦赫传统下的集体记忆研究范式,重点反思社会记忆的权力观和社会决定论问题,并试图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个体记忆的关注上。在此,遭遇到记忆的微光,它多存在于个体记忆之中,往往出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缝隙之间,一般而言,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记忆的微光之于强势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暂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记忆类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任何个体化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知青集体记忆正是通过知青个体化的充满张力的叙事而展开其逻辑的。通过叙事,知青“自我”意义和“群体”意义生成,在此基础上,知青通过对“代”的认同,使得自己与国家历史相联,以确定自我形象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定位。知青对意义的定位和追寻反映了这一代人持续的和深刻的认同危机。“劫后辉煌”是知青对自己青春创伤的救赎。尽管知青集体记忆存在着复杂的分层,但是,意义已经在叙述和回忆中完成。知青文学作为一种传播广泛的刻写方式,知青聚会作为一种普遍参与的操演方式,它们对知青集体记忆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上山下乡”历史事件的特点为知青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我们希望有关知青社会记忆研究能够在研究实践层面推进社会记忆研究这个领域。     

贫困:人权斗争的新领域

当我们的文明在全球推进它前所未有的繁荣愿望时,它的显著特征却是持续甚至不断增长的贫困。贫困影响着世界一半的人口。我们当然关注种族灭绝和自然灾害的受难者。但不应该存在双重道德标准,我们不应接受社会所制造的贫困,贫困比刀枪的杀戮更能置人于死地,比洪水或地震的破坏更广泛、更系统。指出口口声声的权利平等与日益加剧的生活资料获取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为了维护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明白贫困本质上违反了人权。这样的呼吁不是为了缓和甚或消除贫困,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废除贫困。     

社区研究中的田野精神——以费孝通早期实地研究为例

费孝通的早期社会思想中蕴含着值得今天社区研究借鉴的“田野精神”。费孝通在刚踏入社会学界时就坚持进入实地、求得真知的学术旨趣,在田野调查中重视“活”的社会文化,他还坚持保护社会、肩负为救中国而研究的使命感。在实地研究中,他与被研究者之间构建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即坦诚相对,具体包括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两方面意涵。这一调查关系,易祛除研究者的“我执”,增进对社会的科学认识。费孝通还得出了社会研究中一种文化上的设身处地的观点,这便是“体悉欣赏”,从而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平等、互相尊重的文化关系,可见费孝通很早就走出了文野之别。其田野调查的理论基础是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和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他在实地研究中有机融合了二者,并提供了一种整全的定性研究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