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便携性损失"与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研究

文章基于养老保险"便携性损失"视角对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最低缴费年限限制、保险关系很难转移、缴费年限与养老金统筹金无法接续所形成的养老保险"便携性损失",构成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主要障碍,严重损害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文章认为,提高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水平,减少农民工所面临的养老保险"便携性损失",关键是适当降低最低缴费年限并设法促成既有养老保险关系及缴费年限的衔接,建立起全国统筹的可转移、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隐性户籍墙是其深层次原因。文章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9年的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隐性户籍墙这一韧性社会屏蔽制度给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中出现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当前形势下,推进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结合可行而且必要,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海外英文媒体对粤港澳大湾区形象的话语建构——基于NOW语料库索引行的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自筹划建设以来,一直广受海外媒体关注。本研究运用语料库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Lancs Box软件观察在NOW语料库中检索得到的有关大湾区报道索引行中的高频搭配词,并选取各区域高度关注大湾区的网络媒体发布的相关报道,分析其报道内容和态度,探究海外英文媒体建构的大湾区形象。结果显示,海外英文媒体的报道主要聚焦于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广阔前景,建构了一个充满发展机遇的大湾区形象。     

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范式转型与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工业文明框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能使中国"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革命性的转变。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和深层次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基于生态文明发展方式范式的要求,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正确选择。     

低生育率时代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基于对低生育率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分析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公平与效率视野下的高考移民观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高考移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其实质在于公平与效率之争。本文目的是在对各种争论的解析基础上,以增进全社会福利与效率为目标来寻求“高考移民”问题的应对之策。“高考移民”问题产生源于不公平教育现状下不公平的制度安排,通过对高考制度的公平观与效率观的界定,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统一的关系:解决了公平问题,效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对于向北京、上海等直辖市迁移的“高考移民”(移民I),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公开合理的市场交易制度;而对于向西部及偏远地区迁移的“高考移民”(移民II),政府需要调整目前通过高压政策来寻求可望而不可及的均衡解的做法,转向努力实现各地区基础教育质量与水平的平衡,才能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乡城人口流动、城市就业与和谐社会建设笔谈

和谐社会建设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而以人为本首先关注的无疑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特征依然十分显著的当今中国,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体制转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城市就业问题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收入水平高低、个人发展分层(     

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被边缘化与自边缘化:以湖北省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湖北省千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当前阶段,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出现自边缘化倾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彻底性受到影响。从农村劳动力的农村退出环节、城镇进入环节、城镇融合环节分析,有理由认为,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推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利益诱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仍是其深层次原因,应破除制度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考察

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推进传统制度变迁是实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经济快速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种经济效益导向型增长模式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时通常忽视了经济行为的生态效益和负外部性。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将技术而且将制度都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仅要推动微观主体或局部的经济增长，而且还要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

技术创新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决定着单个产业部门的发展趋势和不同产业的有序更替,而且决定着产业结构变迁的方向。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该类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因其自身的特点而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适度介入。根据我国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实际情况,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和介入应该从发展规划、法律保障、组织协调、研究开发、人才培训、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等方面多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