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幻象:康德论艺术中的真理

康德虽然认为其它形式的幻象是有害的,却对艺术“游戏的幻象”情有独钟。在他看来,这种游戏幻象不同于会误导人现实认知的视觉或直觉幻象,也不同于把超感官物体的符号性表达错认为物自身的宗教幻象,而是可以直观自然、人性之真的审美幻象。这种审美幻象是人为的,是艺术家为追求愉悦而创造出来的,但却揭示了人性的诸种可能性,形象地表达了艺术家关于真理的意见。     

汉代哲学的身体整体观及对美学的影响

与先秦哲学形而上的取向不同，汉代哲学将老、庄的道论下降为元气自然论，将孔、盂、荀的心性落实为身体的有机构成，这种哲学思维的“堕退”是其价值长期不被肯定的原因：但是，汉代哲学以一体之气贯通天人，却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命题提供了最具现实感的形式。对人自身而言，它以对人体的构成性认知取代先秦关于人性的抽象思辨，认为人的存在就是形、神、志、气等多种要素的有机凝聚。这种“身体-整体”和“身体-主体”观，不仅有效弥合了人体内部身、心、灵、肉以及人性善恶的对立，而且为后世中国哲学和美学对人的阐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像魏晋美学的形神问题、宋明理学的心性问题，均无法脱离汉代哲学关于人体认知的背景。     

生命之流与审美之变

审美心理观念的历时性嬗变，是生命美学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个体生命的历程和人类的演进过程，在本质上都是生命运动的表现形式，具有内在的相似或同构关系。同时，由于在人和人类发展的每一时段，人的生命动能、审美经验都发生着变化，这就必然引起审美心理观念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四种审美形态来概括，即对无限的眺望、瞬间的微光、完美、幻想的沉迷。至于“美是诗意的欺骗”这一命题，则是对以上四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评判。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三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文化实利主义倾向的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地域性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利益长期成为地域文化论述的主导性动因,此类成果大多视界狭窄、学理性严重不足。我们认为,地域文化研究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人地关系,二是地域差异与文化共同体的关系。前者涉及地域文化的历史生成,后者涉及地域文化的理论定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基本上被各地自然环境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传统限定;所谓的地域文化差异则是中国文化"体同"基础上的"异",历史上关于中国文化的南北之争及更加细化的文化辨异,大体脱不了原乡人自我论述的背景。     

宋陈文化与宋陈之学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区域性特征,一直是文化史家乐于探索的问题。1981年,任继愈先生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区性》一文,将中国先秦时代的文化区域一分为四,即邹鲁、燕齐、三晋和荆楚。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中间,关于前三种文化形态划分的科学性,本文不敢妄评,单就荆楚文化而论,任先生将《楚辞》、《老子》及受老子影响的庄周并称为荆楚文化的精神成果,确有诸多值得辨异的地方。本文认为,在屈宋和老庄之间,其思想实质大异其趣,活动区域相距千里。老庄应属于宋陈文化,屈原、宋玉才是荆楚文化的真正代表。     

重新认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

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是黑格尔以降直至当代人们研究精神历史的根本方法。尤其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当代美学史家更将它当作描述美学历史的第一法则。但具体的学术实践证明,想靠这种“统一”一劳永逸地解释历史只不过是一种神话,研究者最终往往是将历史搞成了检验逻辑的工具,历史发展也成了单色调逻辑规律的预谋。据此,我们认为,对历史方法存在价值的判断,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和历史本然状态的契合。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可能对宏观人类历史进程具有描述功能,但对充满人性激情和各种偶然因素的美学、艺术精神史却显得大而无当。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在宏观的逻辑框架内,为微观的历史门类如美学史）寻找更具针对性的描述方法。历史的与心理的相统一便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     

庄子审美乌托邦述义

庄子的美学是一种境界美学。理想人格和理想世界构成了庄子审美乌托邦的主干。庄子对理想人格的设计，既是他在生存的自由之境树起的人性的旗帜，也和他对本体之道的独特理解有密切关系。天人、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理想人格的系列构成。庄子同时为自己的理想人格设计了一个可以养性适性的栖居地，这就是“建德之国”与“至德之世”的乌托邦社会。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论艺术作品的文化身份问题

在东西文化之间的价值交流问题当中,存在一个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一件东西获得艺术的身份关涉到它所处的文化.首先,一件作品的文化身份包括对作品的整个生产和解释所做出的理解.其次,对艺术品的理解超出了诸如其文化缘起之类的特定的文化边界.再次,文化的如下层面有助于理解艺术品,具体包括:(1)艺术文化提供给艺术生产以技术和形式的要素;(2)在群体文化当中艺术品是同其他共同体的要素(如信仰、家庭、政治和经济)相关联的;(3)世界文化对此也作出了贡献.最后,这种分析提供了对艺术品的身份的认识,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文化构架当中可能会出现变化,它允许以一种新的语境价值为参照的新阐释.     

关于中原文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原文化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研究的新热点.但关于这一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澄清,如中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划界问题,"中原"概念的形成、变异对中原文化定位的影响等.中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它既立于地域而又超越地域的双重特点.其文化的自觉起于魏晋,经过近古时期的调整而在当代有新的发展.中原文化沿黄河流域不断扩展,使其涵盖的疆域保持弹性.它在近世的衰弱是国家政治版图变化的必然结果,在当代的重建则依托新文化元素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