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邱维屏生平考三则

邱维屏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文学家、明朝遗民,而其生平事迹有若干不甚清晰之处,有碍对其人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文献中或记其姓为“邱”,或记为“丘”,实则本作“丘”,雍正后为避孔子之名讳,才被写作“邱”。邱维屏成为明朝遗民始于其入翠微峰隐居,其具体时间史无明文,而考证有关记载可知,其始居翠微峰乃为顺治二年。邱维屏入清后曾为清朝官吏翟世琪讲《易》,反映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其讲《易》的具体时、地,亦是史无明文。经考证可知,实为康熙六年之七月底前在江西饶州府,康熙六年七月底至第二年上半年在九江、南京、莱芜、河津等北游途中,康熙七年下半年至八年在陕西韩城。     

《万历起居注》的价值和版本

《万历起居注》所记资料虽然限于明神宗的日常活动(以外廷活动为主),及有关言论、文书和内阁大学士的奏疏,但其所涉及的朝政却是领域广泛,而且多半是当时朝政中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在记述同类资料的文献中,它也是收录最齐全、最准确的一种。研究万历时期的历史,对它应予以足够重视。诸多传播途径使《万历起居注》出现了多种版本,各版本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     

本期视点:明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上)

●主持人话语 :1 5至 1 6世纪 ,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 :首先是中国的航海家郑和于公元1 40 5至 1 433年先后七次率船队远航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后是西欧人自大西洋沿向东和向西两个方向作豪壮的远航探险 ,最终实现了地理大发现和环球大航行。这一世界性大航海活动 ,打破了既往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 ,使各洲各国的居民从此渐渐走向彼此交往密切的状态 ,今天所谓地球村的日见形成 ,正是这一影响的后续结果。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 ,一方面便利了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 ,引发了人类文明的飞快发…     

学术水平高、思想倾向好的一部专著——读张薇先生近作《明代的监控体制》

在中国古代史中,有源远流长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前者的源头,在于先秦之设立御史一职,后者的滥觞,应为秦汉之开设给事中制度。它们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朝代,根据各个朝代的不同条件,对上自皇帝君王下至各级臣民,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监督、纠察和制约,从而或多或少地调节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其长期性在世界历史上极为少     

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校记

结合修订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参考明清之际以前的十余种王锡爵传记,可以看出,其中8种对王锡爵以肯定、赞扬的笔调加以记述,其余则或客观记述、不加褒贬,或既有表彰、亦加批评.点校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万斯同<明史>等三书中的王锡爵传,文字大体相同,当是点校本<明史>通过殿本<明史>大体沿袭王鸿绪<明史稿>,而王鸿绪<明史稿>基本沿袭万斯同<明史>.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有两处标点失误,应予纠正.另外,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将王锡爵升任礼部右侍郎的时间记为万历六年,这虽与王锡爵行状、年谱等重要文献相异,但不必怀疑其正确性.     

点校本《明史》“河渠”6校勘三则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编纂质量较高的一种,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是诸版《明史》中版本最好的一种,也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质量较好者之一。但《明史》之编纂,书成众手,难免存在失误,点校本《明史》在形成之时,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也难免存在待酌之处。为使《明史》     

天津明抄本和日本藏抄本<万历起居注>

天津图书馆收藏的《万历起居注》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万历起居注》 ,是现存近十种版本的《万历起居注》中版本最好的两种。两者除版式互有区别外 ,其记事涉及的月份、各月份记事内容之多寡、文字的正误等 ,相互间都有区别 ,互补性极大。因而若将它们彼此校勘抄补 ,将得到一部记事最多 (涉及 556个月 )、文字讹误漏衍较少的新版本《万历起居注》 ,使《万历起居注》这一散失严重、而在研究万历一朝近 50年历史上作用重大的史料书 ,基本恢复原貌。     

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

明清之际流亡日本的反清志士朱舜水、戴笠,是学术界研究甚多的两个人物,但其生平事迹仍有疑点。在古文献中朱舜水除号、斋号各有一种记载外,名有三种记载,字有四种记载,令人眼花缭乱,实则名之瑜,字鲁璵,号舜水,斋号溶霜。将其名记为"之璵"、"之璵"者,及将其字记为"鲁屿"、"楚獊"、"楚璵"者,皆属讹误。戴笠赴日时间,在清代的中国文献中,多记于崇祯年间,而日本人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将之记为顺治十年(1653)。其后者是可信的。崇祯年间之说,当出于忠于清朝人士的有意假造。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     

试论明代中国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15世纪至16世纪之交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先后来到世界东方,各地区间封闭状态被打破,明朝遇到了如何应对即将急剧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的问题。明朝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措施,主要者应包括四项:迅速调查西欧殖民者的情况、努力发展本国的对外贸易、积极学习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大力发展能与西欧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而明朝在这几方面做得有正有误,消极和积极的两种表现大体平衡。这使其时中国的发展速度低于西欧殖民者,国力对比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演变。只是由于明朝土广民众、原有国力相当强大,其综合国力直至该朝灭亡也没达到小于西欧殖民者的地步。后来清朝发展了明朝以上四个措施的消极面,加速了中国的衰弱。明朝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地理大发现后,各国必须在全球性的国际交往中应对得法,才能使之避免被动,保持富强;而时刻注意即将发生深刻影响的新动向,才能保证应对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