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思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他主张为维护经济建设而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采取灵活外交政策,积极同各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但同时,他又强调必须把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能拿主权与经济利益作交易。为争取经济利益而采取的灵活外交和为保卫国家主权而采取的强硬外交相结合,正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特色。     

关于死刑制度的独白——评《理想与现实——中国死刑制度报告》

在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中,生命权是人类自我保全的首要诉求.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平等地享有天赋权利,人人都是自身权利的保护者,同时人人又都是对自身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的裁判者.但人性的自私使得这种人人自我裁判的自然状态逐渐失去公正,最终被国家和政府所取代.……     

英国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及其发展

本文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着手，分析了英国王权的发展历史。指出，王权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统治权力，能够成为今天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关键在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不同的时代为王权提供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在立宪君主制下，王权的合法性基础是国民意志，它是根据基于国民意志而产生的宪法而存在、发展的。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依宪法享有法律上的巨大权力，但同时这些权力的行使又受着宪法的限制。由于王权虚有其表，很多人对其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怀疑，但这并未削弱王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只要它赖以存在的宪法基础没有改变，它就不会过时。     

公共行政学的新范式--混沌理论--兼评基尔的<政府管理中的无序和复杂性>

正如自然科学长期受到牛顿力学的影响一样 ,公共行政学研究长期以来也局限于牛顿力学的狭隘范围 ,用线性理论模型来理解公共行政 ,过分强调行政组织的秩序和确定性 ,而忽视了对组织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其它复杂性的研究。而作为科学发展新成果的混沌理论 ,则着重研究运动过程的非线性动态机制 ,不仅开阔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视野 ,而且也为深入地研究行政组织的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手段和理论范式。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的规训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也改变着权力的具体形态。首先,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权力。在形式上,网络权力是一种人人自由驰骋网络的自主权利;但实质上,网络权力却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强制力,一种人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内在影响力。其次,无所不包的大数据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数据权力,这种数据权力通过追踪、监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进而在注意力规训和思维方式规训中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规制和重塑。此外,无所不能的智能技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算法权力,这种算法权力既可能使我们面临知识精英与资本寡头共谋所带来的新的人类专制,也预示着未来机器奴役人的潜在风险。很显然,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网络权力、数据权力、算法权力,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权力规训的三种新路径。而这必然会反映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当中,进而对以权力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学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见证了我国乡村社会的“集体缺失”。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呼吁“找回集体”,各地也纷纷在探索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的集体再造道路。山东烟台X村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这些探索中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虚拟确权”实现土地流转,在保证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前提下,促成经营权向集体回归,以达成农民财产权与集体统筹的平衡,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撑。山东烟台X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新时期众多党建型集体经济中的一种,这一模式为我们全面反思乡村治理中“集体回归”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论中国公共预算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公共预算本质上即为政治过程。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公共预算,应为政治学者的使命。而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皆始由方法论的确立,西方公共预算研究的经验即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公共预算研究也应提倡方法论的自觉。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预算研究仅限于经济学或者财政学的范畴,21世纪以后始有从政治学视角的公共预算研究。目前,政治学视角的中国公共预算研究既重理论引介又重实证调研的旨趣,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共识,并初步形成了蔚为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要使公共预算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新的增长点,甚或使之引导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实践,方法论的训练与基础理论的构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韩国国民大会的预算权力

韩国现行宪法将立法权和预算权等赋予了民选的国民大会。但由于韩国宪法的几经变迁,韩国国民大会预算权力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但从《宪法》、《国会法》和《预算会计法》三部主要的法律来看,韩国国会在预算审批、执行和决算几个环节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则上刚性,细节上具体,是韩国预算立法的基本特征。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之再检讨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二战后崛起于美国的主流政治学派,它以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相标榜,倡导了政治学的方法论革命,推动了政治科学的迅速发展.但它反价值、反目的的倾向,也遭到了其他流派的猛烈批判,并最终被扬弃,走向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迅速崛起与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方法论,并牵涉了科学主义与意识形态、目的与方法等等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揭示出方法论的革命对政治学创新的积极意义.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悖论——兼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启示及教训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中期的兴衰，反映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内在的矛盾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这集中体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之间的矛盾、研究目的与研究手段之间的矛盾、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两难关系。为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必须正确处理好这几对矛盾关系。这种新的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就其理论主张而言，它既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既能客观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又能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