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与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继承与发展。数字金融作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为“双循环”提供持续动力和关键支撑。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面临着数字创新发展滞后、金融市场供需失衡、金融开放成效微弱、金融风险层见叠出等突出问题,这极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源动力、提升数字金融支撑国内循环作用、打造数字金融赋能国际循环优势、保障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安全发展态势,从而推动构建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有质量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上甘岭精神的思想渊源、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辉的一页,战役中志愿军将士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形成的伟大的上甘岭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爱国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等等。上甘岭精神源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党领导下的革命征程,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财富。要充分认识上甘岭精神的当代价值,发挥其教育意义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     

材料力学教学改革探索

本文论述在材料力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些尝试 ,从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诸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结合当前的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演变(上)——从日美产业结构调整磋商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经历了两个方面的模式转变:第一,在贸易摩擦的应对和处理方面,摆脱了以往重视双边磋商和达成妥协的作法,转向通过多边框架以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的轨道;第二,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促进方面,从多边主义转向了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本文主要探讨导致这一模式转变的原因、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促进势力和抵制势力以及抵制势力被克服的政策形成过程、两个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模式转变的稳定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展望日本今后的对外经济政策走向。     

未成年人盲流现象不容忽视

当前,未成年青少年盲流案件日益增多。据有关部门披露,1991年上海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和客运码头共截留盲流未成年青少年246人。又据某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统计,该区1991年1至12月共受理未成年青少年盲流案件112起。未成年青少年盲流案件已经引发了诸多的不安定因素,给社会和被盲流未成年青少年的家庭带来了不少损失及危害。形形色色的未成年人盲流案眼下,绝大多数未成年青少年盲流并非为困难生活环境所逼迫。那么,他们缘何要踯蹋街头,人为地有家难归和风餐露宿呢?我们不妨撷取几例来透视他们盲流     

中国科技统计发展历程

我国科技统计调查制度始建于 80年代中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各级政府以及一大批企事业单位兴办了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 ,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但由于没有建立科技统计 ,难以对全国的科技投入规模和强度做出基本估计。为此 ,从 80年代初期开始 ,国内专家学者着手开展了科技统计方法研究活动 ,引进介绍了国外科技统计规范和调查方法 ,为在我国开展科技统计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 1985年由原国家科委牵头 ,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实施了科技普查。在此基础上 ,由科技、教育和统计部门分别建立了政府科…     

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总结的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浅谈青南牧区调整结构的着力点

青海牧区是我省一个特殊地区 ,调整结构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而青南牧区结构调整的任务重、难度大 ,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基于流程的企业核心知识管理研究

企业知识管理的重点是核心知识,为了定义核心知识,知识元模型应具备九要素,即除了传统的七要素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要素(或称为核心知识的主要属性),即相关性和确定性.企业核心知识是与企业目标与职责直接相关的、与企业核心业务相对应的知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源.核心知识的管理是企业成功实施知识管理的关键.企业的核心知识管理应建立在其核心流程之上,通过识别核心业务、核心流程以及嵌入核心业务流程中的核心知识来实现对企业核心知识的有效管理,从而实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的.     

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

1823年在巴达维亚出版的<三字经>是新教传教士麦都思撰写的第一种布道手册.作者虽然在创作形式上套用了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的文体结构,但并不是简单地将欲要传达的基督教教义构建在一种有韵有序的中文三字结构中,其创作过程内含了一个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转化过程,是对当时既有的问答体布道手册的一个形式上的突破.同中国传统<三字经>带给华人蒙学教育的影响一样,基督教<三字经>仿照中国传统<三字经>的文体形式并因袭其文本的社会功用,成为一种适合在学校使用的宗教启蒙读物,并给新教在南洋地区所面临的文化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一面.麦都思的<三字经>不单在形式上有效缓和了中文口授与识字水平之间的对立,在内容主旨上也充分体现出新教传教士对异文化的一种观察视角,以及在与异文化对话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