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三重内涵

马克思在三种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第一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和规律的一般视野和出发点.这一概念是对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总和的"泛称",即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第二种意义的"世界历史"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一意义的"世界历史"不是一个"自在"的客观自然过程,而是在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诞生的,这为后来赋予"世界历史"以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目的奠定了基础,也为提出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奠定了哲学基础,因而是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向自觉的"世界历史"概念的过渡.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特指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涉及由资本逻辑导致的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为消除冲突而展开资本批判的历史过程.第三种概念一方面超越了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的直观性,另一方面摆脱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抽象性,进而完成了对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扬弃.     

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目的”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目的问题的思考为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马克思批判了“抽象人性论”的天赋人权,重新在历史唯物主义平台上提出了世界历史目的,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进而完成了对此前世界历史目的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批判了康德的“大自然隐蔽计划”的自然法权的历史目的论,把康德抽象法权的“永久和平”和“民族联盟”变革为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确立;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立足于“绝对精神”的世界历史目的论,把辩证法落实为人类发展的“三形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目的包括三重意义：一是世界历史目的为历史进步观提供了客观依据;二是世界历史目的为社会历史客观规律提供了终极根据;三是世界历史目的为人类生命价值提供了最高归宿。     

先验思辨逻辑的基本问题——先天分析—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先验思辨逻辑是适用于超越对象——本体知识的客观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考察的是经验知识活动中的先验原理,因此可以被称为"先验知性逻辑",其根据是形式逻辑。而本体知识的必然性不来自于形式逻辑,而来自于黑格尔开创的思辨逻辑。思辨逻辑仍然需要有先验原理作为其客观必然性的保证,因此,先验思辨逻辑是思辨逻辑在主观反思活动中的客观性原理。本体知识的判断类型是"先天分析—综合判断",因此,先验思辨逻辑的基本问题就是要回答先天分析—综合判断是何以可能的。     

人学与神学: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两条致思路径

在德国古典哲学成就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当中,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致思路径,一条称之为“人学路径”;另一条称之为“神学路径”.人学路径以康德为代表,从“人”的先验能力出发,把“人”的先验认识能力看作是认识“真理”的条件.其结论是,人能够认识经验对象而不能认识超验对象,至多形成关于超验对象的消极知识.神学路径以黑格尔为代表,把真理看作是无条件的自我显现,“人”充其量是显现真理的环节.哲学要想建立积极的形而上学的科学逻辑体系,必然超出人学致思路径,而回到神学致思路径上来.这可能是建立知识形态形而上学科学体系的唯一道路.     

先验思辨逻辑的批判哲学意义

先验思辨逻辑并非是构造本体知识的学问,而是为构造本体知识的思辨逻辑建立一种先验基础,从而摆脱思辨逻辑的独断论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先验思辨逻辑是坚持在知性的分析中,呈现一切思辨活动所遵循的先验原理。这一先验原理即是批判地考察理智直观和思辨思维的先验机能,因而它应当归属于批判哲学。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论转向

实现"好生活"就必定要通过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来实现,这一基本信念构成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全部政治哲学的普遍公设。但是,在探讨实现"好生活"和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问题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思路有本质性区别。贯穿于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天赋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天赋人权"。西方政治哲学的"好生活"和共同体的原理都是从"天赋人权"的概念中,以逻辑的方式演绎出来的。因而西方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为"观念论"的。马克思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把"生产关系"作为探讨人类"好生活"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平台,立足于"实践论"的解释原则来探讨政治哲学的全部问题,从而完成了政治哲学的实践论转向。     

从“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马克思关于社会正义的历史辩证法原理

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论是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原理基础之上的。根据这一原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表现为从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辩证逻辑发展过程。马克思实现了从天国道路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扬弃了社会契约论并提出了共产主义公有制,从而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开辟了历史辩证法的道路。     

文化存在论的先验基础及其思辨逻辑

文化哲学一直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关于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即关于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存在论的设想.文章从文化存在论是文化哲学的基础理论这一基点出发,探讨了文化存在论的观念、先验基础和内在逻辑等三个重要问题.     

试析“第二谬误推理”中的消极证明与先验幻相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分析了“第二谬误推理”的谬误之处:(1)“我思是单纯的”这一命题,只在把“我思”理解为主观统觉的统一性的时候,该命题才是有效的.相反,如果把“我思”看作是实体的单纯性,则是无效的.(2)关于这一命题是如何产生的,分为两种情况:在把我思看作是主观先验统觉的时候,它是分析命题;而如果把我思看作是实体的时候,则是一个虚假的先天综合命题,因此,它只不过是建立在先验幻相基础上的谬误推理.     

“以人为本”与发展伦理学

自工业文明以来 ,全球范围出现了科学危机、技术危机、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国内外学界已经展开了对这些人类性问题的思考。无论是“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还是“普世伦理学”都体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哲学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思考往往只从现象出发 ,没有凸显这些人类性问题所寓于的现代性境遇 ,因而不能充分挖掘“时代危机”的深刻根源。海德格尔在追问技术时所指出的“无蔽状态”;胡塞尔在分析欧洲科学危机时所提出的“生活世界”,可以说是对现代性境遇的集中阐明。通过这一现代性境遇可透视“发展伦理学”的内在根据。